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