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女亦何事，能为此湖神。
年年赛鸡豚，渔子自知津。
幽妖窟险阻，祸福易欺人。
秦女亦何事，能为此湖神。
年年赛鸡豚，渔子自知津。
幽妖窟险阻，祸福易欺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开头两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自下而上仰望，只见巍然高耸的宝塔拔地而起，仿佛从地下涌出，傲然耸立，直达天宫。用一“涌”字，增强了诗的动势，既勾勒出了宝塔孤高危耸之貌，又给宝塔注入了生机，将塔势表现得极其壮观生动。
接下去四句：“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写登临所见、所感，到了塔身，拾级而上，如同走进广阔无垠的宇宙，蜿蜒的石阶，盘旋而上，直达天穹。此时再看宝塔，突兀耸立，如神工鬼斧，简直不敢相信人力所及。慈恩寺塔，不仅雄伟，而且精妙。
再下去四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写登上塔顶所见，极力夸张塔体之高，摩天蔽日，与天齐眉，低头下望，鸟在眼下，风在脚下。这鸟和风，从地面上看，本是高空之物，而从塔上看，就成了低处之景，反衬宝塔其高无比。
下面八句，以排比句式依次描写东南西北四方景色。“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描绘东面山景，连绵起伏，如滚滚巨浪；“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状摹南面宫苑，青槐葱翠，宫室密布，金碧交辉；“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刻写西面秋色，金风习习，满目萧然，透着肃杀之气；“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写北边陵园，渭水北岸，座立着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它们是前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位君王的陵墓。当年，他们创基立业，轰轰烈烈，如今却默然地安息在青松之下。诗人对四方之景的描绘，从威壮到伟丽，从苍凉到空茫，景中有情，也寄托着诗人对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忧思。
末了四句，“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诗人想辞官事佛，此时，岑参得知，前方主将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当朝皇帝唐玄宗，年老昏聩；朝廷之内，外戚宦官等祸国殃民；各方藩镇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图谋不轨，真可谓“苍然满关中”，一片昏暗。诗人心中惆怅，认为佛家清净之理能使人彻悟，殊妙的善因又是自己向来的信奉，因此想学逢萌，及早挂冠而去，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大觉之道。
诗的前八句，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鸟瞰眼前景色，美不胜收，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惠远祠前的晋溪水，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清澈透碧，水中绿萍嫩翠、锦鳞腾跃，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群峰竞秀，气势磅礴，草木葱清，景象万千；这里风景优美，形势雄伟，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景象无比壮观。站在望川亭上，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感慨万端，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只有那千顷沃野上，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次八句，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保宁元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围困晋阳。在外敌入侵时，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薜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然而城池被毁，生民被迁，河山虽然依旧形胜，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原北门”毁废后，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
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阙”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用“苍龙”“玉虎”“金雀”等词形容之，极显其金碧辉煌、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竟被付之一炬，且将民居尽焚，以致“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往来”二字，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往来”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此亦为晋商之渊源。“南人鬼巫”四句，则矛头直指宋王朝，斥其不重人事，迷信风水，导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前面从军事、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重建晋阳。
全诗曲折往复，词语慷慨，气势雄放。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