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山水人，寄我十远章。
我时在高楼，徙倚观八荒。
亦复有远意，千载不相忘。
中有山水人，寄我十远章。
我时在高楼，徙倚观八荒。
亦复有远意，千载不相忘。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怨情，表现出诗人诗艺的功力。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点明时间，夜幕初临，月充刚刚从东方升起，秋露虽生，却还微薄稀少，说明天气已经凉爽，但还不觉寒冷，给人一种清凉之感，烘托出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心情。这与下面一句正好相互呼应，由于天气已凉，所穿的轻盈细软的罗衣，已感到单薄了。但还不觉得寒冷难忍，所以还没更换衣服。字里间隐隐充溢出女主人公因秋凉需要更衣而思念远方丈夫的情愫。
“银筝夜久殷勤弄”写女主人公的弹筝行动，实际是以乐曲寄情。讲述女主人公一直在室外弹筝，从月亮初升一直到夜深，仍然在频频弹拨，丝毫没有回房的意思。实写女主人公迷恋弹筝，以至废寝忘餐。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并不是因为爱弹筝爱得入迷才这样，而是“心怯空房不忍归”，以揭穿了女主人公内心处的秘密。
“心怯空房不忍归”以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表现方法，通过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独守空房的哀怨。写女主人公在深深思念着远出的丈夫，夜不能寐，不愿独守空房，只有借弹筝来排遣凄凉寂寞的情怀。房空，心更空虚，其情悲切。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顿觉无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
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
春节原本是欢快的日子，一年之始的春驱冬而临，人们大抵应是喜上眉梢，暖生心底的。然而词人劈头起句就是“又东风唤醒一分春，吹愁上眉山”。春的被“唤醒”，竟同时也“唤醒”了愁似的，那东风把愁吹上了眉头。眉山，韩偓诗有句云“眉山正愁绝”，因妇女眉色似山黛，故指喻眉毛。李清照又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句，写愁思外露凝结于眉间。这里愁与春同来，并非是习见的感春伤春。春才“一分”，有什么可愁眉百结的？显然，它强烈表现了词人对前景的迷惘，形势使他丝毫也乐观不起来，预感到这新的甲寅之年中不会有舒心事。事实确也如此，这一年从正月太平军三占武汉三镇，到年底在赣湘一带连挫“湘军”，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应该说，词人是非常敏感的。“趁晴梢剩雪”三句具体描述“愁上眉山”的抒情主体“我”的意兴形态。蒋春霖先构筑出一个特定的“境”： 残雪挂在初晴的树梢上，夕阳西斜，余辉残照未尽。这是一个凄寒寂寥的境界，而人就悄立在这“境”中。“人影山山” 的“山山”，不该解为人的衣带上的玉佩声，而应是“阑山”之山，即白居易《咏怀》诗“诗情酒兴渐阑山”的山，意为渐渐衰退残尽。“人影山山”，是说随着斜阳西下，落辉光淡，人影也渐消淡而无。词人在这句中写出了 “小立”的时间推移。用人影的渐失来表现时间感，正和上句萧瑟的空间感极其协调、妥帖地共相构成了一个空灵的情境。陈廷焯认为“鹿潭深于乐笑翁……此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仅在皮相也” （《白雨斋词话》卷五），张炎词的风格美表现为空灵清凄。要体味蒋鹿潭的“真得玉田神理”，当从上述句式中着手。“避地依然沧海”到上片结句，是“斜阳小立”中的“我”的愁思满怀的心语，即“愁上眉山”的实际内涵。在一场大动荡中，“避地”是为求安定平静。可是，“依然沧海”! 哪儿也不可能逃脱这种变动，处处都面临着或已经是沧海桑田天地翻覆。这是词人心境的痛切感受，所以，“险梦逐潮还”，恶梦紧缠，似潮汐般一次次袭击心头。一个“险”字下得十分警策，把种种复杂的情思全汇总到这上面来。一代封建文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从“险梦”，以及前边的“愁上眉山”、后面的“莫倚阑干”中已可毕见。貂裘披身也还觉得心寒神颤，说到底是因为时非升平，繁华如汉、唐的长安元日的景观一去不复返了。“不似长安”，上片收结得既冷峭又切题。此种笔法即前人所说的“清警”。
下片紧承“不似长安”而来。既然已非清平之年，于一片“悲笳声里”还过什么春节？作为个人，在这人世间本只是“匆匆过客”，所以过年无非意味着多活了一年而又更临近生命的结束，“草草辛盘”，迎新仪式和风俗活动完全可以简化了的。辛盘，旧时元日（春节）以葱、蒜、韭、蓼蒿、芥五样物事杂和而食，名五辛盘，作为迎新的祛邪取吉之意。然而，迎新活动可以省简，心头的愁思并不因之而宽解，“引吴钩不语”是力不从心，无以报效国事的形象说法。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政事日非，将无以挽转，故而酒落肚而心愈寒。说酒杯(玉犀)寒，实系心境寒苦。人到无以解忧之时，总还得找一点聊以自宽的办法，不然，何能度日。词人说：不要去管那些国事政事吧！且继续痛饮，从而用醉眼去观赏洁似玉雪的梅花，岂不是甚好的事儿？“杜鹃桥”，化用北宋邵潜在天津桥(河南洛阳一桥名)上闻杜鹃啼泣，以为是亡国之谶兆的典故。词中借以概喻日衰的国事。醉看梅花，既以花切贴“元日”之题，又暗示有洁身自好意。末句“南云暗”比拟江南的形势，“任征鸿去，莫倚阑干”，是说看了“征鸿”这候鸟的南去，徒增悲伤，不如不去“倚阑”。当年辛弃疾《摸鱼儿》词结句是“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即表现的是一种对政局的焦虑，蒋氏翻用此意实系对自己依附的清王朝政权的前景深感渺茫。一个“任”字，一个“莫”字，值得审辨，词人的心迹可以从中探知。同时，这结句与词的起首“唤醒”愁上眉头，恰好回环照应，如合契符。
蒋春霖的词出入于浙西、常州二派之间，最显明的特点是词情浓重，清而不枵空，灵而无油滑; 虽多用意象，寄意言外，却又不晦涩，不靠微言大义以堂皇面貌，情思郁而能朗。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