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亲朋会饮，本为乐事。但此诗所写，却不是冥饮之乐，而是由此引发的诗人的幽恨悲情。

　　此诗的前半写初秋崇让宅的景象。清池前横，修竹环绕，地方可谓清幽已极。但诗中用“风”、“露”点染，立刻使之带上浓重的悲切气氛。露凝如霰，说明露重天寒。下面接着再用风加重描写。诗人把主观的强烈感情赋予客观事物，所以见得风摇翠竹，飒飒作响，也像在悲泣一般。开头两句，是用环境的凄清，衬托诗人心境的凄楚。下面两句，则是借环境景物，抒发人生的感叹。“浮世”，此处谓世事不定、生命短暂。“聚散”虽兼含两义，重点是在“散”（别离）上。从诗的后半看，这里主要是对妻子而言，同时也兼指筵上之人，因为筵终席散，大家又当别去，它与下联的“灯”、“酒”，关合诗题“宴”字。诗人此前，先是给人作幕僚，以后在朝廷作小官，继而在县里为吏，后来又作幕僚，颠沛流离，东西奔波，常与妻子分离。第三句的感叹，正是诗人坎坷经历的沉痛总结。第四句上承首句的“风”，意谓：“人生固然常多分离，池中的红荷，为什么也被风吹得零落缤纷呢？”不用直叙而用反问，可以加强感叹痛惜的语气；对红荷的痛惜，正是对人生难得团聚的痛惜。这一联“浮世”对“红蕖”，“本来”对“何事”，对仗比较自由，何焯说它是“变体”，纪昀也说“三四对法活似江西派不经意诗”（《李义山诗集辑评》），可以说是李商隐对律诗的一个发展。

　　上面四句是即景生情，融情入景，下面四句则是直接发抒感慨。第五句上承第三句的“聚散”，写对妻子的深切思念。“悠扬”形容“归梦”的悠长。“归梦”又和“灯”联系起来，意味深长。梦自然使人联想到夜，夜又使人联想到灯。读这句诗，使人仿佛看到一盏孤灯伴着诗人朦胧入梦的景象，幽微的灯光，好像在向人诉说诗人梦中与妻子相会的情景，比起直叙梦中思念来，意境更美，更富诗意。第六句上承第三句的“浮世”，是说因为失意无聊，只好以酒浇愁。句中用一“知”字，使酒带上人情，似乎也在为诗人的坎坷遭遇痛惜不平。两句中“惟”和“独”，都起着一种强调、渲染的作用，表现出诗人的冷落、孤寂之感。失意之悲，别离之痛，郁结在诗人胸中，终于宣泄出来：“难道直到白头都只是这样下去吗？归隐嵩山之南的苍松白雪之中，才是我的夙愿啊！”中岳嵩山，是古代著名的学道隐居之地。“松雪”喻高洁的品性和节操。诗人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到归隐山林，这只是仕途坎坷、壮怀未成的幽愤而已。

　　“情深”（钱良择评语），是此诗的特色。诗人将“比”“兴”这两种手法揉合在一起，用环境景物，烘托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风露塘竹之悲，触动加深了人之悲切；红荷的离披，也象征着人的别离；客中苦酒，像在悲叹一样；寒夜孤灯，仿佛也在凄惋幽思；即使是嵩山的松雪，好像也在召唤着诗人归去，总之，没有一物不解人意，不含着深情。因情见景，情由景发，情景交融，融为一体，读之撼动人心。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