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陵还是不错的汉子，三千人抵抗了匈奴十几万人的围攻，最终兵尽力竭负伤被俘。这种情况，就是按现在国际公约来看也不算叛徒，而汉武帝却杀他全家，怎么不让投降?!
李白借咏叹苏武，隐约为李陵抱不平，在当时的唐朝是了不起的!表扬!有人考证李白是李陵的后代，真有点不知其然，毕竟年代太遥远。
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这两句应该是岳飞:“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源头吧。
上片写宋亡后，王夫人被掠出宋宫，辗转北上，在驿舍听到夜雨淋铃，愁恨无法消解。词人用沉重的笔调，紧扣“最苦”两字，反复陈述了亡国的痛烈心情。起首“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两句以昭君比喻王清惠，她在北行途中，常向琵琶自语叹息：在塞外，除了黄沙还有什么风光？先写塞外的荒凉和她心情的凄怆，然后用名贵牡丹姚黄被人从仙宫里连根挖出，王母娘娘停止瑶池仙宴，汉宫金铜仙人被拆迁而泪满金盘，和唐玄宗在蜀中听到夜雨淋铃而万分感伤等一系列典故，写宋室灭亡，皇室人员被驱北行的惨状。
下片写回首往事已成云烟，瞩目未来更添伤悲，情愿做一个男子汉慷慨殉国，决不愿像宋恭帝、全太后那样对敌人俯首称臣。词人先写国破家亡，繁华销尽，男儿已为国捐躯，此恨难消的悲痛心情，同时刻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民族英雄的形象。“那堪说”表明其悲痛之极，不能卒言。再以昭阳殿、铜雀台日落日出的变化，写改朝易代的惨景。“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这种情境是词人所亲历亲知的，以补充王夫人的“妾在深宫那得知”的事实。”用“想”字领起，意境就更充实。“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落日和秋月将光辉洒在故国宫殿上，寄托一种思念的情感。“回首”“伤心”，借王夫人口气，寓其词人的悲感。“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点明词人缘何代王清惠作这首词的缘由。词人改变王清惠原作中消极避祸的思想，要洁身自爱，坚守操节，这实际上是词人借王夫人之口表达的自勉之词，并与王夫人和众宫娥共勉。
全词一气贯注，词人集中笔力抒写亡国之痛，在这基础上慷慨明志。上片运用各种典故描述离阙北上的痛苦。过片复申亡国之祸的惨烈。接着以将士的血战报国砥砺自己的志节，复以遥想故宫加深故国之思，瞻念前景而悲不自胜。最后表明誓死守节之志，有穿云裂石之概。全词层层递进，字字泣血，题旨在不断强化中得到实现，给读者以强烈感染。
王安石这首小诗，在他的集子里，本名《夜直》，也就是说在翰林学士院中值夜班时所写。《千家诗》后面第80首《直玉堂作》（洪咨夔）和第83首《直中书省》（白居易）都是写这种情景。此处，选诗者为了切合集中按四时编排的特色，将题目改成了《春夜》。
王安石于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公元1059年（嘉祐三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到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鸿图，即在眼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首句“金炉香烬漏声残”诗人因国事而一夜未眠，对时间的流失十分敏感。所以既看香炉里的“烬”又听漏声之残。次句“翦翦轻风阵阵寒”此句写诗人由室内来到户外的感受，“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有些微的寒意，恰好说明了诗人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三句中的“春色恼人”更是把作者亢奋不已的心情表现俱足，收束句“月移花影上栏杆”，更是借景抒情，“以景语结情语”，将作者的愉悦的心境表现的含蓄而又兴味长。
“春色恼人眠不得”写作者在户外面对美好的春色，激动不已。这里“春色”既是实指美妙的景色，更是指历史上难得的君臣际遇，确实是难得的“春色”；这里的“恼人”是撩人，由于时值新春，再加上恰逢神宗即位他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故无数往事、感慨事、紧要事涌上心头，所以才会兴奋的“眠不得”。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