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 “老婆婆,您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阑“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阑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
这首诗描写郑氏东亭周围美好的秋色,虽是秋图,却一片生机。前六句写亭前美景,后二句写游罢晚归。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怀,自有诗家所特有的含蓄而蕴藉。
诗的首联、颔联,借华亭翠微,借秋日清晖,借崩石山树,借清涟“水衣”等,一抒心中块垒。只是对这信息量颇大的众多景物,杜甫并未以“列锦式”静态呈现,而是用“入”“乱”“欹”“曳”四个动词嵌入其中。妙用动词,以一系列贴切精妙的动词,化静为动,点染激活,颇能体现杜甫炼字的功力。
颈联“紫鳞冲岸欹,苍隼护巢归”,“冲岸”已经写出写出鱼的跳突排涌,还意犹未尽,再以“欹”写其活泼跳脱;“护巢”写出鸟的疾飞急赴,再继之以“归”点出其归心似箭。写鱼写鸟,均用两动词勾勒点染,表现出杜甫笔力不同寻常——“下笔如有神”。而尾联写诗人于黄昏策马奔驰:“残云傍马飞”,一“傍”一“飞”,则写意般描绘出马逐云飞的高超意境。把一路驰骋中观山看水、逸兴遄飞的快意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数动词,曲尽其妙——“此诗家练字法也。”《重题郑氏东亭》作为杜甫的又一首“快诗”,除了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思致,于写景会意中,善用动词而境界全出。这足以证明彼时杜甫,诗才已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