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旅途中夜宿七盘岭上的情景，抒发惆怅不寐的愁绪。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情。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表现出诗人有较高的艺术才能，巧于构思，善于描写，工于骈偶，精于声律。
这首五律首联破题，说自己将作远游，此刻夜宿七盘岭。“独游”显出无限失意的情绪，而“高卧”则不仅点出住宿高山，更有谢安“高卧东山”的意味，表示将“独游”聊作隐游，进一步点出失意的境遇。
次联即写夜宿所见的远景，生动地表现出“高卧”的情趣，月亮仿佛就在窗前，银河好像要流进房门那样低。三联是写夜宿的节物观感，纤巧地抒发了“独游”的愁思。这里，诗人望着浓绿的银杏树，听见悲啼的杜鹃声，春夜独宿异乡的愁思和惆怅，油然弥漫。
末联承“子规啼”，写自己正浸沉在杜鹃悲啼声中，鸡叫了，快要上路了，这七盘岭上不寐的一夜，更加引起对关中故乡的不胜依恋。“浮客”即游子，诗人自指。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说：“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此化用其意。“空留听”是指杜鹃催归，而自己不能归去。过“褒城”便是入蜀境，虽在七盘岭还可闻见褒城鸡鸣，但诗人已经入蜀远别关中了。
这首诗是初唐五律的名篇，格律已臻严密，但尚留发展痕迹。通首对仗，力求工巧，有齐梁余风。诗人抓住夜宿七盘岭这一题材的特点，巧妙地在“独游”、“高卧”上做文章。首联点出“独游”、“高卧”；中间两联即写“高卧”、“独游”的情趣和愁思，写景象显出“高卧”，写节物衬托“独游”；末联以“浮客”应“独游”，以“褒城”应“高卧”作结。结构完整，针迹细密。同时，它通篇对仗，铿锵协律，而文气流畅，写景抒怀，富有情趣和意境。胡应麟评价这首诗“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的确是有识之言。在初唐宫廷诗坛上，沈佺期是以工诗著名的，张说曾夸奖他说：“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见刘餗《隋唐嘉话》）这未免过奖，但也可说明，沈诗确有较高的艺术技巧。这首诗也可作一例。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