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