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第一首诗是词人在郊外饮宴时的即兴之作,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洒脱不羁的豪情,而豪情之中又隐藏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慨。
“楼观青红倚快晴”,劈头一句便勾画出南国风光的绮丽景色:雕梁画栋,朱楼翠影,倚立在晴明爽朗的丽日和风之中。“快”是词人心境的外射,即“怡红快绿”所引起的那种欢快之情。“惊看陆地涌蓬瀛”,是词人在饮宴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传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词人在酣饮的醉眼朦胧中忽然觉得陆地的平野间涌出座座令人神往的仙山,不禁惊喜莫名。“南国花影笙歌地,东岭松风鼓角声”则是词人醉意中清醒意识的极其酣畅的表达:南国花影,笙歌阵阵,仿佛是一片升平气氛,然而随着东岭的松风传来军中的鼓角之声,却使人的心境如此忐忑不宁。词人在这两句词中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北国金人大军压境,南国朝野歌舞升平,作为军中主帅,词人范成大的心中该感到多么不安,他一方面在良心的谴责中作着灵魂的自我审判,一方面也以他的笔锋直刺“笙歌醉梦间”的赵宋小朝廷。这里我们不由想到范成大的同代诗人林升所写“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名篇。这首小令虽然写得比较含蓄,但也有异曲同工的弦外之音。
下阕对饮宴环境作进一步描画,同时更深刻地表现词人这种忧思伤世的愤激之情。“山绕水,水萦城”,江山如此多娇!在“柳边河外”饮宴的词人,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势,令人产生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忧国忧民之情。“柳边河外”也是效命疆场的爱国将士所在环境的暗射,它与“楼观青红”是一个象征性的对立,让那些“楼外楼”中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娇妻美妾去歌舞升平去吧,而“柳边河外”的将士们却要保卫这“山绕水、水萦城”的锦绣河山去呢。最后一句是词人自谓,他提笔挥毫而画不成一段风流,乃是因为他胸有块垒而无心于此道,这“画不成”三字包含着词人壮志难申的苦衷,也影射着朝廷的掣肘,使他“画不成”自己理想的宏图。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