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这首诗的题目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所以除了写人还要写月、写花、写酒，既把四者揉为一体，又穿插写来，于完美统一中见错落之致。
诗的开头两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开门见山，托出花与月。首句写花，花落春归，点明了时令。次句写月，月色入户，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地点。两句大意是说，在一个暮春之夜，随风飘落的杏花，飞落在竹帘之上，它的飘落，似乎把春天的景色都给驱散了。而此时，寂寞的月，透过花间，照进庭院，来寻觅幽闲雅静之人。“寻幽人”的“寻”字很有意趣。李白有诗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是主，明月是客，说明诗人意兴极浓，情不自禁地邀月对饮。而在此诗中，明月是主，诗人是客，明月那么多情，入户来寻幽人。那么，被邀之人就不能不为月的盛情所感，从而高兴地与月赏花对饮。
接下来“褰衣步月踏花影，炯虹流水涵青苹”二句，是说诗人应明月之邀，揽衣举足，沿阶而下，踱步月光花影之中，欣赏这空明涵漾、似水涵青苹的神秘月色。这两句空灵婉媚，妙趣横生。诗的上下两句都是先写月光，后写月影。“步月”是月光，“踏花”是月影；“炯如流水”是月光，“涵青苹”是月影。“炯如流水”，是说月光清澈如水，“炯”字写月光的明亮，如杜甫《法镜寺》：“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涵青苹”是对月影的形象描绘，似水的月光穿过杏花之后，便投下斑斑光影，宛如流水中荡漾着青苹一般。流动的月光与摇曳的青苹，使沉静的夜色有了动感，知月惜花的诗人，沐浴在花与月的清流之中，正好可以一洗尘虑，一涤心胸。这两句诗勾画了一个清虚、明静、空灵而缥缈的超凡境界。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两句写花与酒。杜甫《遣兴》诗中有“狂风挽断最长条”之句，白居易《晚春》诗中则说：“百花落如雪。”“花间置酒”两句化用了杜甫、白居易诗意，写出了赏花与饮酒的强烈兴致。美酒置于花间，酒香更显浓郁；香花，趁着酒兴观赏，则赏花兴致也就更高。花与酒互相映发。诗人此时的情怀，与李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趣迥然不同，不是寂寞孤独，而是兴致勃勃。
“山城”以下四句，前两句写借月待客，突出“爱月”之心。山城偏僻，难得好酒，可是借月待客，则补酒薄之不足。“劝君且吸杯中月”一句，是从白居易《寓龙潭寺》诗“云随飞盖月随杯”中化出，表明诗人对月之爱远远超出了对酒之爱。后两句情绪渐转低沉，见诗人“惜月”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光的流转，悠扬的箫声渐渐停息，月下花间的几案之上，杯盘已空，诗人忧从中来。此时诗人最忧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月落。这里含着十分复杂的情感，被排挤出朝廷的诗人，虽然此时处境略有好转，但去国之情总会带来凄清之感，在此山城，唯有明月与诗人长相陪伴。月落西山，诗人情无以堪。
诗的最后两句转写花，不过不是月下之花，而是想象中凋零之花。月落杯空，夜将尽矣，于是对月的哀愁转为对花的怜惜。月下之花如此动人，第二天一阵恶风刮起，便会落英遍地，而满树杏花也就只剩下点点残红。诗中寄寓了人生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韵味淳厚，声调流美，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首先是物与人的映衬，情与景的融入。人因物而情迁，物因人而生色。首句“杏花飞帘散余春”，是一派晚春景色，天上有明媚之月，花下有幽居之人，绮丽之中略带凄清之感。接着“明月入户寻幽人”一句，达到了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因情设景，因景生情，情景交融，出神入化。
构思的错落有致，变化自如，使全待情致显得更浓。开篇两句既写花又写月。三、四句重点写月，其中也有写花之笔。五、六句写花、写酒，但重在写花。七、八句写爱月之深。九、十句写惜月之情。最后两句是虚笔，借花的凋零写惜春之情，并寄有身世之感，寓意更深一层。通观全篇，诗人紧扣诗题，不断变换笔墨，围绕花、月、酒三者，妙趣横生。
诗人笔下的月，不仅是含情脉脉，而且带着一股仙气与诗情。这种仙气与诗情，是诗人超脱飘逸风格的体现，也是诗人热爱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张可久这首《天净沙》，宛如一幅淡远幽雅的山水画，是对友人鲁卿隐居山中的礼赞，亦是自己一片向往之情的真实流露。这首小令笔墨简淡，风神高远。上半幅写景即写人，写出了隐者的品格风致。下半幅写自己来探望隐者，写出立刻深挚的友情。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凡此皆可于此首小令证之。究极而论，此首小令造境之高远，乃出自小山对于隐逸之真诚向往。 [4] 全曲通过对秋云、秋水、秋木的描写，构建出高远、清幽的境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通过对斋庵及其环境的描写，表现鲁卿高尚、纯洁的品格和自己的向往之情。
头三句写景。首句“青苔古木萧萧”，讲古木萧萧，青苔丛生。“青苔古木”，是构成首句物境的基础，青苔结生于古木之上，亦可以将青苔、古木理解为并立的意象。“萧萧”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木叶肃杀、飘落的情态，这里也是用来衬托秋日山中凄清、古静的气氛。
“苍云秋水迢迢”，写水云状貌。“苍云”是高空长云，有宏阔的气象；“秋水”有平沙落雁相伴，皆染秋色。“迢迢”修饰“秋水”，结构同“萧萧”修饰“古木”一样。“秋水迢迢”突出秋水长空一色的景貌，这里的“迢迢”其实也感染了“苍云”的色彩。
“红叶山斋小小”，写鲁卿山斋所在，有红叶飞落环绕，与肃杀的古木、旷远的云水相比，山斋不过是“小小”的一座。但“山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青苔木色、云水长天，都是肃杀清远的“黑白照片”，而环绕“山斋”的“红叶”却是秋季最艳丽的色彩的代表。
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子结构，由小至大、又由大入小地勾画出秋山云水的样貌。从色彩和结构的丰富性上来讲，“青苔古木萧萧”最肃杀，“青苔”“古木”都是较死板、幽深的物象；“苍云秋水迢迢”，使境界顿时开阔，色彩也更明亮了；“红叶山斋小小”，一“红”一“小”，与前文形成对比——“红”与“萧萧”“苍云”对照，形成鲜艳的色彩刺激，“小”与“萧萧”“迢迢”对照，实际上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山斋”上来。
红叶”使得“山斋”成了前三句秋山云水图的中心，但“山斋”之“小”又为后文的继续展开留下了余地。其一。将鲁卿的“山斋”放到了巨大的秋山云水背景中；其二，“山斋”之“小”突出了它的幽深，这就使得下文“有谁曾到”的句子显得十分自然了。
后一部分“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写的其实还是鲁卿斋的幽深，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并加了一些意思。所谓“探梅人”，指的是作家自己。“梅”不是秋日的物象，但梅的枝劲花清，自古是高士隐者的代表，作家说自己是“探梅人”，就是把鲁卿比作梅—般的高士来赞扬了。
过溪桥”是一个过程，作家想要探访“山斋”，但还在路上，刚刚踏过小溪上的石板桥。这样的写法。从效果上应和了前文“有谁曾到”的疑问，连诚心探访的作家都只是方过溪桥，他人自然是不知有此处了。
《天净沙》常用来写秋景、抒悲远之情。这首《天净沙》，则是通过秋景的衬托，写高士鲁卿的隐逸。一句“探梅人过溪桥”，带着些许禅意。
这篇序文实是为荔枝图画写的说明，其说明对象是荔枝。作者运用说明从整体到局部、由外表到内核的说明顺序以及作比较、打比方等说明方法，层次明晰、详略得当地描摹了荔枝的形态。
作者先从大处着笔，“荔枝生巴峡间”点明荔枝的生长环境，接着便从细微处对荔枝本身的各个部位及其特征加以具体说明。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这段用比喻描绘荔枝的文字：“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这里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十种物体作比，使未见荔枝者借助以往的经验对荔枝产生具体的印象。“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完全可以借助帷盖、桂、橘、丹、葡萄、枇杷、红缯、紫绡、冰雪、醴酪这十种可以感知的东西，获得对荔枝具体而形象的感受。每一个比喻自然妥帖，与荔枝本身的特点贴近。而对色、香、味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特点，仅用“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加以简要说明。最后点明作画时间、作画者、主持人及作序目的，略作交待即收住。
全文短短不到一百三十个字，不仅写出了荔枝的出处、外形、味道，而且还写出了摘下后短期内的变化情况，是一篇优秀的说明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