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玉门关盖将军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在岑参的边塞诗，甚或是整个唐代的边塞诗中，都有一点别致。它用纪实的铺叙手法，首句便以“真丈夫”起笔，由年龄、相貌，及其智、其威，介绍盖将军的功名和业绩，写出了这位守将武勇的外貌和粗豪的性格的一面，又从室内装饰、家宴、奴婢、家戏、名驹、出猎等几个侧重场景，写出了他军中无事只知寻欢作乐的一面。其中对奢侈豪华的夜宴的描写占了一半的篇幅，里面有赞赏也有讽刺。这种讽刺自然是委婉的，甚至带点调侃的语气。这位盖将军在古代边将中大概很有点代表性。他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在争豪斗富的享乐方面也决不示弱。从狭隘的角度看，这些记述，无不是为盖将军炫耀光彩。但就理解全诗而言，诗末却以“酒剩沽”、忆“旧酒徒”（诗人旧友皆为学子，均非权贵），无不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诗中尽述盖将军家妓之美貌，闻绝世名曲之喜悦后，却以秦罗敷之绝胜而告警。虽然此议夹在几个侧重面之间，却能使读者领悟到诗人对其奢侈之过的批评。

　　这首诗的主旨是歌颂盖将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诗中所写盖将军享受的奢侈，连奴仆侍妾都服三品以上官服，反映出了唐朝边将的骄盈跋扈。这是唐玄宗后期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决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看，这首诗为后人记述了盛唐时达官显贵的荒淫奢侈，成为史料的一个方面，颇具有价值。此诗句句押韵，或三句一顿，或两句一顿，既富有音乐感，又穷极抑扬顿挫变化，具有一种声情效果。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为沈佺期伴随皇帝公主皇子多年，所以他的诗作多是应制诗，形式很华丽，被流放后风格却也发生过很大变化。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一帮诗人所作律诗使得这一体裁有了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受到了后人很高的赞誉。

　　这首诗里用到了“鸣凤岭”和“饮龙川”两个地名。鸣凤岭指陕西凤翔县的岐山，因为传说中周朝兴起前这里有凤凰鸣叫而得名。在这首诗里用来说明公主新宅里假山的高大，凤凰也象征着公主的身份。饮龙川，指渭水，这里曾是文王最初兴起的地方。龙象征着皇帝的身份。诗里写了公主新府邸的大概样子，写了园子里的假山池塘，再写起居楼，写戏楼，里里外外到也算是写得周全，然后还写出皇帝亲临举行宴会时的场面，有礼有节，作者应该是位有急智的诗人了。尤其是他想到的比喻，既说明了公主府邸的豪华，又暗喻出皇家的气派和尊贵，唐中宗时期比较繁华的面貌也间接得到了表露，这样的应制诗，皇帝是一定会很满意的。但可惜诗里带出了的安乐公主的奢侈无度，无意中竟成为他日后被处决的罪证

　　“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一句，很是生动，翠绿的帷帐垂下，把明媚的春色留了一段在妆镜前，戏台下的椅子上铺着黄色的垫子，金灿灿的，恍然间好像织进了太阳在上面。上面那句“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就没有这一句好，有点生拉硬拽，因为见过鸣凤岭和饮龙川的人到了唐代应该不多了。这首诗尽管辞藻上很华丽了，而且修辞也较为贴切，但却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后人没见过那种场面，但也许是因为诗人急忙中只求说尽好听话而没有用更深意义的说辞。诗人为了支应皇帝，捡尽了漂亮的词汇，没想到这位公主后来怨恨这首作品写得太华丽了，他反而因此丢了性命。

　　这样一首煌煌气派的应制诗，竟枉送了沈佺期的性命，而跋扈虚伪的安乐公主最后也落得个死于非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