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此词是北宋最早的小令之一,也是作者唯一传世的词作。这首词是王禹偁任长州知州时的作品。
起首一句“雨恨云愁”,借景抒情,借情写景。云、雨并无喜怒哀乐,但词人觉得,那江南的雨,绵绵不尽,分明是恨意难消;那灰色的云块,层层堆积,分明是郁积着愁闷。即使是这弥漫着恨和愁的云雨之中,江南的景色,依旧是美丽的。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禹偁用“依旧”二字,表明自己是仅承旧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上片煞拍写的是:蒙蒙的雨幕中,村落渔市点缀湖边水畔;一缕淡淡的炊烟,从村落上空袅袅升起;水天相连的远处,一行大雁,首尾相连,款款而飞。但如此佳丽的景色,却未能使词人欢快愉悦,因为“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古人心目中,由飞鸿引起的感想有许多。如“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这里,词人遥见冲天远去的大雁,触发的是“平生事”的联想,想到了男儿一生的事业。王禹偁中进士后,只当了长洲知县。这小小的芝麻官,无法实现他胸中的大志,于是他恨无知音,愁无双翼,不能像“征鸿”一样展翅高飞。最后,王词将“平生事”凝聚对“天际征鸿”的睇视之中,显得含蓄深沉,言而不尽。
这首词艺术风格上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的格局,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词中交替运用比拟手法和衬托手法,层层深入,含吐不露,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饰,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从思想内容看,此词对于改变北宋初年词坛上流行的“秉笔多艳冶”的风气起了重要作用,为词境的开拓作了一定的贡献。
《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是一首寿词。其思路与寿韩南涧词相近,大致是赞颂寿主的事功,寄托词人的爱国情思。
词的上片写史致道的事功与谈吐。在中国古代,每逢秋高马肥的季节,北方外族统治者往往侵扰汉族地区,宋代也是如此。“塞垣”二句从此出发,写史致道守边有功,塞垣年年平安无事。这两句紧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描叙了史致道的功业。塞垣“平安好”。这同史致道的非凡才能有极大关系。《战国策·齐策》说,一个有才华的人,能使“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桩席之上”,徐陵《九锡文》也说:“决胜尊俎之间。”“尊俎”二句,运用上述典故,写史致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决胜尊俎之间”才能,从而揭示出塞垣平安的原因。作为一路的主帅,史致道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俗。故接下去二句先写兴建“镇淮”、“饮虹”二桥,使金陵城防固若金汤,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而“珠玉霏谈笑”,实为“谈笑霏珠玉”的倒装,谓其谈笑风生,言如珠玉,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春近也”二句以梅衬人,言梅有哀时.而人并不像梅那样易老,用婉转手法,表达出祝君长寿之意。
词的下片写对史致道的期望,祝史致道出将入相,整顿乾坤,建功立业。“莫惜”句劝其尽情饮酒,再表祝寿之意。“看看”有转眼之间的意思。“风诏看看到”,言其很快便会应诏入朝,担当大任。“留不住”二句则反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之意,谓史致道为治国之才,江东地方千里,难以施展其才华。从容,言举动舒缓,具体到为政而言,是说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处理问题得当。故“从容”二句是说,史致道回到朝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顿乾坤,收复中原地区,把国家治理好。“千百”二句是说,那样的话,史致道将和唐代郭子仪一样,从今至老,永为贤相,千古流芳。史致道的治绩、才能如何,史无明言,词人对其是否过誉或谀佞,也应引起注意。
此词语美词工,格调恢宏,字里行间,不仅赞颂了寿主的功绩,还热切期望将领们挥军北伐,净扫强虏,恢复河山。这也是众多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心愿。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