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秋天经过郊野的一座小村时的所见所感,描绘了淳朴、自由、优美的农村田园风光。诗清新可爱,含蓄隽永,表现了诗人热爱农村自然风光,追求自由、闲适、和谐的田园生活的情趣。
诗逐次展开一幅绝妙的田家景物风情图,使人读后为之神往。诗写道:他走近了一个村庄,这时候,天已是黄昏时候,一道金色的斜阳照耀着,农民们劳累了一天,都已回到家中,门外院落的篱笆边,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着。正是烧晚饭的时间,烧煮豆荚、姜芽和社肉的香味,从农舍中飘出。村外的小路旁是连绵不断的稻田,稻谷正在扬花秀穗,这时远远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寂静,只见到红色的蜻蜓在低低地飞着,稻叶上爬动着绿色的螳螂。这一派和谐自然的乡村风光,使诗人深深地陶醉了。
诗就眼前所见,精工细描,把农村傍晚的景物一组组摄入诗中,使人应接不暇。诗人没有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心情,但把自己的情感贯注到了景物的描写中,使整诗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气氛。
如诗的第三句由问句形式出现,明知风光无主,偏要问“谁是主”,便突出了眼前的丰收景象带给人的喜悦,也细微地表现黄昏的岑寂。
第四句写红蜻蜓与绿螳螂,不仅在色彩上很艳丽,在二者之间加一“伴”字,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红蜻蜓与绿螳螂这两种可爱的小生物营造在一个相依相伴、和美融洽的氛围里。更突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使全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首诗的三、四句是名句,它的好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专门作了发挥,对理解诗很有帮助。钱先生说:古人诗里常有这种句法和颜色的对照,例如白居易《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李商隐《日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韩偓《深院》“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映碧芭蕉”,陆游《水亭》“一片风光最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乐雷发的第三句比陆游的新鲜具体,全诗也就愈有精彩。
诗首联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以下两联,夹入议论,继续申述登高引起的感慨。第三联故作平淡之语,以与上联形成跌宕;尾联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诗虽然是借用潘大临诗起句,但全首浑如生成,写景抒情,郁勃纡盘,神完气足。在句法上,又充分吸收江西诗派特点,出入变化,不拘一格。
江西派诗人潘大临,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名闻遐迩。后世诗人诵邠老此句,辄为一章,不独韩淲一人。每至“秋雨秋风愁煞人”之际,甚至已去重阳数日,仍有用此句领起赋诗者,何况韩淲登临吴山之时,重阳在即,又恰遇风雨,诗意与眼前景相合,情自随景而生,一时心潮起伏,难以自已,于是借用邠老原句,唱出这气势充沛、神完气足的一曲,以抒发心中的万千感慨。
写律诗,出句难,对句更难。引别人的诗作出句,尤其又是引别人的名句,这就使对句难上加难。如果不相称,全诗就会黯然失色,显得气馁力衰。这里作者不愧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后劲,他不仅从字词的对称、押韵的协调等形式上用力,而且更注重意境的提炼,情感的升华,在邠老原句“满城风雨”的背景上,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出句即是借用,也是即景;对句使人物出场,两句共同说明时间、地点、环境、人物,毫无摘引之痕迹,一位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吴山之巅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出句、对句一气呵成。
颔联由写景转为直抒胸臆。此诗作于宁宗庆元四年秋,时作者约四十岁。所谓“老眼昏花忘远近”,是叹息自己虽在中年,已有老态龙钟之感。古人四十叹老,本是常事,何况当此倍思亲朋的佳节,诗人却独在异乡,独上吴山,风雨如晦,目力不济,垂暮之悲难免涌上心头。但是老境可叹,远近可忘,壮心不可磨,理想不可抛。“壮心轩豁任行藏”,是说自己无论出仕还是休官,皆襟怀坦荡,壮志不息。这一句神采飞扬,意气轩昂,将上句略带伤感的气氛扫荡无遗,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胸怀,表现出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
“从来野色供吟兴,是处秋光合断肠”两句亦景亦情。“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在大自然面前,诗人们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寄主观情感于“野色”的。眼下可供作者“吟兴”的“野色”很多,可他却略去了对“是处秋光”的具体描绘,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里的秋光为什么会令作者有肝肠寸断之感?是山脚下浩浩荡荡的江水使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年华?还是那风雨中飘飘洒洒的黄叶令诗人联想到了自己飘零孤苦的身世?这里的心境似与“轩豁”的“壮心”在气氛上不吻合,实际上“壮心轩豁”是不可或忘的素志,而“断肠”之苦则是无可排遣的今愁。今愁正由素志的不能实现而引起,越是写志向远大,不能付诸实现时的愁苦就越大,如果不是因为心情愁苦,诗人是不必冒风雨“独上吴山”的。
尾联“今古骚人乃如许, 暮潮声卷入苍茫”以景结情,语尽而思无穷。此刻的诗人,面对“断肠”的秋光,联想到“今古骚人”的共同命运,情感似江水翻腾,如波涛激越。作者在抒情将尽未尽之时,突然用景物收住,留下一个兼有化外音的生动画面:暮色苍茫之中,江潮汹涌,奔腾向前。画面、声音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诗人与“今古骚人”的共同感受究竟是什么?读者可以借助这个与作者当时思想感情相惬洽的画面自己去体会,去思索,这正是“文已尽而意无穷”之妙。
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