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模仿扬雄《逐贫赋》的写法,借主人与“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的对话,以幽默嘲戏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君子固穷”的个性和形象,抨击了庸俗的人情世态,抒发了内心的牢骚和忧愤。文章开头写主人一本正经地恭送穷鬼的离去。随后,作者以三个自然段叙述自己不当穷而穷的意蕴,借穷鬼与自己的对话来抒发内心的郁闷与不平。最后出人意料地以“留穷”作结。全文意蕴上寓庄于谐,文字上寓谐于庄,情节波澜起伏、变化莫测,语言生动有趣、形神兼备,是体现韩愈奇崛文风的代表作品。
文章从寻常的祭祀活动写起,说主人吩咐仆人在夜里把五个穷鬼送走,可是穷鬼不但不走,反而历数它与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紧接着,穷鬼把自己四十多年来追随主人备尝艰苦的经历和自己的耿耿忠心诉说之后,责备主人听信谗言备船备车逐它们远去,并要求主人“尽言”之,即要求主人把理由说清楚。主人便把心中的牢骚娓娓道来,说是穷鬼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不合世俗潮流。再者,主人在讲述历经的五穷时,使用的“矫矫亢亢”“傲数与名”“不专一能”“影与形殊”“磨肌戛骨”等词,强烈地嘲讽了自己不合于世。但是主人话没说完,五鬼就告诫主人:这实为糊涂之举。人生短暂,荣华富贵只是一时的,而英名却是百世流传的。在主人遭到贬斥时,五鬼不忍心疏远他,他不应该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抛弃穷鬼。最后,主人若有感悟,便垂头丧气、拱手称谢,不但没有送走穷鬼,反而把他们尊为贵客——“延之上座”。
文章写“送穷”,实则是“留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富有戏剧性,实在妙趣横生。语言生动有趣,模物状情,形神兼备,特别是寓庄于谐,反语迭出。因此,这是一篇很有思想性的讽刺文章,绝非“以文为戏”这般简单。它是出于士人睿智的反思,是对于儒家操守的明为质疑,实为宣扬的产物,不可认为是一般的笔墨游戏。
这篇《送穷文》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揭示了士人生存窘境,道德品行才能上的“富有”及现实的失遇不得志——“穷”的冲突,也肯定了士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士人之“穷”不等于物质的贫乏,它是更高一层的存在意义上的“穷”。千古文人之“穷”不出于韩文“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这五穷。它包涵了士人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交友大到命运穷通,这是出于韩愈对于儒士个人生存困境细致入微的分析。
《送穷文》的艺术魅力在于五穷是韩愈总结个人经历所得。其“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的“智穷”由上书郑余庆辩诉笞责军人一事可印证;“傲数与名”之“学穷”指韩愈不屑于研究数与名,而热衷于对孔孟之道的追求;“文穷”指韩愈文章不与世俗同调,只求畅意自肆;“命穷”指做事认真负责,不谋私秘;“交穷”直率的个性,容易得罪他人。韩愈以诙诡之笔抒发了抑郁不得志的愤慨,留下了这篇千古奇幻之文。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