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作《萧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文选》善注以为丞相即萧嶷。嶷为齐高帝道成之次子，武帝赜之弟，公元492年（永明十年）夏四月薨。善注引蔡邕《独断》：“诸侯嫡子称世子”。世子指嶷长子子廉。廉，字景蔼，官至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卒。“冬节”，冬至之日，为朝臣往还问讯之时，《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即其证。此诗当作于公元492年冬。
先帝之子，当今皇弟，身为豫章王的丞相，贵极人臣，可以想见生前府第如何车马填堙，门庭若市，显赫至极！然而一旦谢弃人世，就连冬至这样的大节，也绝无友朋门生故吏前往其门问候慰藉亲属，又何其冷落寂寞。沈约在拜谒萧嶷世子子廉后，于车中作此诗，感叹世态炎凉，讥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全诗可分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援古例今，以世人对待贵贱的态度跌出死生之势。“廉公”，即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中秦反间计，免去廉颇长平指挥官之职，其“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得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指此。“贵贱犹如此”，是诗人对廉颇失势得势门客去留的感慨，同时还暗用汉人翟公事：“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张冯汲郑传》）“曲池平”，指人死之后，善注引《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一贵一贱，门客盈虚，已见世态炎凉，何况是一生一死呢。此四句从古事说起，从贵贱说起，目的在于引出今事，引出生死，“犹”、“况”两个虚字的运用，使文气较为曲折跌宕。中四句，正写丞相新薨，宾客尽散、府第凄凉。“高车”，刘熙《释名·释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也。”“高车尘未灭”，丞相谢世未久，车行恍如犹在眼前。“珠履”，李善注引《史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珠履故馀声”，门生故吏造登丞相府第杂沓的步履之声仿佛在耳。以仿佛有声反衬无声，更觉寂寞。照理说，丞相去世未久，吊死问生，做为门生故吏、生前友好，义所不容推辞。然而，“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宅第萧条荒凉，写出无有造其门者。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结二句，为第三节，由丞相府第转写其人坟茔：府第门庭竟无一宾客，唯有我一人望其松柏郁郁苍苍的坟头而已，有说不尽的感慨。“九原”，春秋时晋卿大夫所葬之地。“佳城”，指坟室，据《西京杂记》，滕公（夏侯婴）掘地三尺，得石椁，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后葬于此。“谁当”，有门客尽去，唯我不忘之意，表现了诗人对逝者的一片深情。
这首诗的制题，非常有特色。汉魏古诗多为乐府诗，即以乐府诗题为题；即使不是乐府诗，诗题也较简单，不怎么讲究。到了价争一字之奇的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以其清丽取胜，诗题也多有标新立异者，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之类。此诗诗题的制作，不在于对诗情画意的追求，而是在用意上下功夫。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六说：“此诗为‘诣世子’而作，却无一字及世子者何？缘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凉之感，偶因‘诣世子’而发，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凉之地也。上又着‘冬节后’者何？‘冬节后’朝臣往还拜谒之侯，正验人炎凉之时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旧日丞相所居之地，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无旧日至丞相第之人，乃特为驱车而来者，仅仅休文一人，则休文之外，尽炎凉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笔，故题下又着‘车中作’三字。”分析颇为精到。
这首诗写诗客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客以不得志的客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客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客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三层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客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客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客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客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客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客，折客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客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客，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客。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客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客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古客多因柳树而念别。“家客折断门前柳”，通过家客的望眼欲穿，写出诗客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客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客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客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客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客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客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客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客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客、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注：原文见作品注释。）“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客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客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客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客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客，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客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客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诗中涉及两个古客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的话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李贺式的锦心绣口。
这首诗前四句写渡河情况。“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起笔写出了黄河的气势和特征：水流迅猛而浑浊。“桧楫难为榜，松舟才自胜。”这里说，连桧楫使用起来都好像力不胜任，松舟也只是勉强胜载，可见河水的迅猛，渡河的危险、困难。中四句写岸畔所见。“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庭户是空的，旧木横躺着，像要倒塌的样子；田地荒芜了，还可以看到往日的田埂畦垄。“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周围也看不到行人，只见狐兔横行。这里的村庄完全破败了，像《古诗·十五从军征》所写：“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就是作者眼中所见异族政权统治下的情形。在这描写中见出作者伤感、同情、愤慨等心情。“狐兔”既以纪实，当兼喻异族统治者。由此回过头来看前面关于黄河的描写，似也有兴寄：那汹涌浑浊的河水，当影射北中国的沦丧、淆乱。南宋张元干曾将这两个比兴融在一起，写道：“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贺新郎》）以愤慨中原之陷入金人之手。最后两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这两句的意思明显是指澄清天下、拨乱反正。由于前面写有渡河情况，这两句出现就不显得生硬；又由于前面写有社会凋残、生民涂炭情况，这两句也就显得很有感情、很有力量了。这表现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拯救生民出洪荒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还可交代一下，“河上老”或许用河上公的典故。葛洪《神仙传》谓河上公住在黄河之滨，能预卜未来。作者“寄言”于这种决疑释惑的人物，更能见出他渴望河清心情的急切。这里的用典是浑然无迹的。
“渡黄河”这种题材在南朝诗歌中实属罕见。作者身临北境，写出了旅途的感触，从而流露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江左沉酣求名者”（辛弃疾《贺新郎》）不复顾念中原块土的情形下，这诗的创作就显得很是难能可贵了。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