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山词中,恋爱相思之作不多。但他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一旦涉笔于此,便不让前人,其中的少数佳构,可臻周、秦之妙境,俨然是当行本色的儿女情长之作。本篇即其一例。
全词曲折有致而又层次井然地写出了一对多情恋人分别时和分别后的无限幽恨,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深婉清丽境界。作者并没有故作腾挪跌宕和穿插起伏,而只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推移,顺序自然的描述情人离别的过程及其痛苦心态。这使得此词活像一部抒情性极强的小剧。它结构完整,由以下三个优美的场次组接而成:
第一场,分离前的夜晚:酒冷灯青的斗室之中,一对通宵不眠的缠绵情侣;
第二场,依依惜别的清晨:秋雨淅沥,秋风凄厉,鸳鸯分飞,残荷带泪,不胜其哀惋之情;
第三场,分离后的刻骨相思:见雁飞而伤心,睹明月而生怨,始而盼望,继而发愿,终而彷徨,独行独坐,独酬独卧,竟至不可终日……。
这三个部分,细节真实,场面典型,情态生动,脉络清晰,贯串为一个整体,叙事与抒情融合无间,足见作者利用短小凝炼的形式以寄寓丰富复杂情感的高超技能。
我们所说的第一场,即上片的开头三句:“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作者精心择取最有代表性和富于暗示性的事物来烘托离别前夜的凄苦情状。“酒冷”意味着饯别的筵席已放置了大半夜,但因双方心事重重,不断叙离情,而无暇宴饮,因此炙冷羹残,杯中物也久久闲在一边;“灯青”更显出长夜耿耿,四周寂寞,而男女主人公心境之凄凉,愈发不言而喻了。“寸肠相牵”与“夜不眠”相呼应,痴男怨女通宵缱绻的种种衷曲,借此而展现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语淡情浓、言简意丰。
“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三句,比兴兼到,为我们描绘出了全剧中那魂销魄夺的第二场——秋晓分袂。“鸳鸯分飞”,既写凌晨开门惊走池宿鸟的实景,更象征情侣不幸分散,天各一方。“莲”既是池中实物,亦谐“怜”字,表明二人相爱不舍。“红泪”既形容莲花瓣上撒满秋雨的景致,又与“分飞苦”呼应,暗喻二位情人悲泣泪下,甚至渗和着血! 这里由于全用比兴手法,显得含蓄哀婉,毫无沾滞与落套之感。周邦彦《蝶恋花·晓行》中“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与此处所写,是同类场面,但两者一实写,一虚写;一正面展现,一侧面烘托;一用白描,一用比兴;艺术境界各臻妙境。
下片展现全“剧”的第三场,也可以说是尾声。分手后,出远门北上的自然是男方,留下来独守空闺的不用说是女方。下片即专写女方相思之苦与怨恨之深。这又分为三个小层次。首先是遥望北雁南飞而引发联想,怨天意之不公与情人之远去。秋凉了,连大雁都纷纷自北而南,来寻找温暖的落脚处;而人却偏偏向北而去,这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女主人公想到这里,不觉怨情弥天。她遥望远天,不断想着“远如天”的情人,真不知如何来安排漫长的孤栖日子。但想也无益,怨也无益,她只有转而盼望一年以后的重逢。这就是下片的第二个层次:“安排心事待明年。”写到此,一般来说词情已尽,不料下文波澜又起:“无情月,看待几时圆。”这就是说,人事多错忤,预先双方约定的明年相会未必能成为现实。于是女主人公对月起兴,发出了这痛彻心肺的最后一声长叹。月本无情之物,词人却煞有介事地骂它无情。这一骂,无理而有情,充分表现了相思女子曲折复杂的恶劣心绪。这第三个层次,摇曳生姿,使全词产生了有余不尽的韵味。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
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玉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玉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