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这是一首描写旅途风光景物与感受的小令。词人作此词时不但有一个时令背景(重阳佳节),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灭亡后词人南渡,流落江南)。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首词具有和一般的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
上片为旅途即景。开头两句,写早行时沿途的风景。天上还挂着斜月,就动身上路了。驿路上映照着斜月的寒光溪桥上尚凝结着一层晓霜。两句中写词人自己动作的词只一“度”字,但第一句写斜月映路,实际上已经暗含人的早行。两句意境接近温庭筠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但温诗前面直接点出“客行悲故乡”,吕词则情含景中,只于“驿路”、“晓霜”中稍透羁旅之意。此外“晓霜”兼点时令,为的是下面提出“残菊”不突然。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篱过重阳。”这两句说的是路旁农舍外词人看到矮篱围成的小园中,一枝残菊正寂寞地开着黄花。看到此景,词人想起当天是应该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又感慨到这年这节日,竟乱山深篱的旅途中度过了。上句是旅途所见,下句是由此触发的联想与感慨。佳节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对于有家难归(吕本中是寿州人)的词人来说,由此引起的家国沦亡之痛便更为深沉了。但词人这里并未点破这种痛苦,只是用“乱山深篱过重阳”一语轻轻带过,留待下片集中抒发感慨。两句由残菊联想到重阳,又由重阳想到眼前的篱境和沦亡的故乡。词人思绪曲折感慨万千,而出语却自然爽利。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下片的头两句,由早行所见所感想到夜间他乡客宿情景。旅途中住宿,词人因为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元无梦”;正因为深夜不能入睡,就更加感到秋夜的漫长,所以说“寒更每自长”。句中着一“每”字,可见这种情形已非一日,而是羁旅中常有的。“元”、“每”二字,着意而不着力,言外更令人凄然。
一般的羁旅之行,特别是佳节独篱的时候,固然也会令人有这种难掩的寂寞和忧伤,但词人之所以有此感,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心头。“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即是江东,这里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东南半壁河山。江左风光,历来为生长北方的文人墨客所向往。词人此时身在江东了,却并未感到喜悦。原因是中原被占、故乡难归,寂寞的旅途中,词人思乡之情不禁更加强烈,忧国的凄凉情绪也更加深沉了。两句用“只言”虚提,以“不道”与“转”反接,抑扬顿挫之间,正蕴含无穷忧伤时事的感叹。词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也就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和一般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也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时令、旅途状况,层层转进,如剥茧抽丝般地来抒发感情,最后凄然归思,这样抒情便显得很自然。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但格调却清新流畅。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