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此词描绘了初夏季节树阴浓合,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的闲散生活,创造出一种雅洁清远的闲适意境。上片开头二句,以纨扇和纱巾两种应时的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时节。后二句写室外之景,树阴浓合,晴天清润,也是典型的初夏之景。下片则由写景转到写人,表现作者闲适的生活。起二句,写自己闲来无事,常常弄笔展纸作小草;喝酒至微醉,卷帘迎凉以便睡眠。末二句写主人公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洁净无尘的凉床上听新蝉,更是展示了一个清凉高迥的初夏境界。
全词寓情于事与景中,在情景交汇中抒发了作者流畅、舒适的情怀,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
上片起二句:“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以两种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季节。第一句写美如圆月的团扇,第二句写薄如轻烟的头巾,这都是夏天所适用的。扇美巾轻,可以驱暑减热,事情显得轻快。
“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余天。”这二句写景,也贴切季节。夏天树阴浓合,梅雨季节,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这都使人感到宽舒。这二句与王安石《初夏即事》“绿阴幽草胜花时”的诗句,以及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的词句,景物相近,意境同美;但王诗、周词,笔调幽细,陆词则表现出清疏、自然。
下片起二句:“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睡闲眠。”由上片的物、景写到人,由静写到动。陆游的有关写字的诗,如《草书歌》《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醉中作行草数纸》等,大多都是表现报国壮志被压抑,兴酣落笔,藉以发泄愤激感情的,正如第二题的诗中所说的:“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在这里,诗人却以写字表现闲适之情,淳熙十三年(1186年)作于都城的《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矮纸斜行闲作草”一句,正和这里的词句、语意接近。醒时弄笔写细草,表示闲适;醉眠时挂起帘钩,为了迎凉,享受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所说的:“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那样的乐趣。
“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正是濒湖住宅的清凉、洁净的境界,明晰地表现了这一份闲暇,明显不同于往日作者的压抑、苦闷。
这首词只写事和景,不写情,情寓于事与景中。上下片复叠,句式完全相同,故两片起句都用对偶。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居宅依山傍水、风景美丽如画。作者不禁释怀,将昔日的抑欲苦闷一并抛到脑后,融入大自然的清新、闲适之中,全词表现出作者壮志未酬后的闲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