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在绝句体中,有一种“一句一绝”的格调。即每句写一景,多用两联骈偶,句子之间似无关联。它最初起源于晋代《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唐代作者已不多,唯杜甫最喜运用这种体格。或许是因为他太精于诗律,运用这种绝体,可以因难见巧。他最脍炙人口的绝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糁径杨花铺白毡”“迟日江山丽”等,也都是用这种体格。这些诗的优点不只在于写景生动,律对精切,而尤其在于能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意境,句与句彼此照应,融为一幅完整图画。
这首诗写夜泊之景。诗人写月夜,不从空中之月写起,而写水中月影(“江月”),一开始就抓住江上夜景的特色。“去人只数尺”是说月影靠船秀近,“江清月近人”,它同时写出江水之清明。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第二句写舟中樯竿上挂着照夜的灯,在月下灯光显得冲淡而柔和。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其时江间并没有风,否则江水不会那样宁静,月影也不会那样清晰可接了。一二句似乎都是写景,但已暗示出一个未眠人的存在(第一句已点出“人”字),这就是诗人自己。从“江月”写到“风灯”,从舟外写到舟内,由远及近。然后再写到江岸,又是由近移远。由于月照沙岸如雪,沙头景物隐略可辨,夜宿的白鹭屈曲着身子,三五成群团聚在沙滩上,它们睡得那样安恬,与环境极为和谐;同时又表现出宁静的景物中有生命的呼吸。这和平境界的可爱,惟有饱经丧乱的不眠人才能充分体会。
诗句中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这与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对着“沙头宿鹭”,不禁衷心赞美夜的“静”美。由于他与自然万类息息相通,这“静”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的寂静幽独该有多少不同。忽然船尾传来“拨剌”的声响,使凝神睇视着的诗人猛地惊醒,他转向船尾,只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跃起一条大鱼,在夜空中画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弧线后,又潜入水中。
诗的前三句着力刻画都在一个“静”字,末句却写动、写声,似乎破了静谧之境,然而其表达效果恰好相反,以动破静,愈见其静;以声破静,愈见其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陪衬的手法,适当把对立因素渗入统一的基调,可以强化总的基调。这是诗、画、音乐都常采用的手法。诗的末两句分写鱼、鸟,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抓住了江上月夜最有特点同时又最富于诗意的情景,写得逼真、亲切而又传神,可见诗人体物之工。
此诗乍看上去,四句分写月、灯、鸟、鱼,各成一景,不相联属,确是“一句一绝”。然而,诗人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陆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因而决不是什么“断锦裂缯”(胡应麟)。“老去诗篇浑漫与”,从诗题“漫成”可知是诗人一时得心应手之作,这种工致而天然的境界不是徒事雕章琢句者能达到的。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