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钱别词,全词明白如话而情意深切、凄恻。上片写她与丈夫诀别前饯行的依依难舍之情。下片写作者以死殉情的决心。最后唯一的心愿,是以杯酒浇在她的坟土上,意味着她仍然希望丈夫不要把她忘掉,九泉之下,也就足以自慰了。此词感情极真,艺术极美,辞语婉转厚重。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起笔三句,即说尽全部悲剧。这里的“多才”不仅指富于才华的人,它也是宋元俗语,男女用以称所爱的对方。这里是戴复古妻用以称其夫。父亲爱复古之才,以女儿嫁之。这在现代人看来已有荒谬意味,更离奇的是婚后女儿竟深深爱上了复古,这是幸事还是不幸?谁料到丈夫竟然已结过婚!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但事到如今,自己仍然爱你,只能自伤命薄,尽管千方百计要挽留你,却无法挽留下你。
“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作者说:在这诀别之际,展开花笺,又揉碎花笺,怎能忍心写下让人肝肠寸断的诀别辞句?揉碎二字,将女词人与丈夫诀别之际痛苦无奈的心情展现无遗。所揉碎者,非花笺,乃心也。
“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此四句写至眼前分手之情景。道旁杨柳依依,就像那惜别之情,依依不舍。此句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成句,亦是用乐景写哀。“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愁绪却比柳丝多上千万倍。此三句一气流贯,比兴高妙,委婉而深沉地表现了缱绻柔情与无限悲伤,确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这几句是说:事至今日,从何说起?又有何可说?今生今世,夫妻缘分,从此结束。是父亲当初把我轻率地许配给你啊。这对于我,是可喜还是可哀之事?末句哀而不怨,甚可玩味。女词人对丈夫仍然是爱的。如果有怨,恐怕主要也不是怨丈夫之不诚,不是怨父亲之作主,而是自怨命薄,如起笔之所言。这正是性情柔厚的女词人当时应有之心态。实际上,事到如今,怨又有何用?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言简情长,说得十分深刻。意思是:当年你曾说,只要我喜欢,连天上的月亮你都能摘下来送给我,这可不是作梦时的梦话啊!可仅仅三年,誓言竟已成空。
紧接着,结曰:“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作者说:今日一别,便是永诀。只希望你若重来此地,如未忘情,请把一杯酒浇在我的坟土上。意谓:你若不忘记我,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结笔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凝聚着女词人执着热烈的爱,高于生命的爱。情之所钟,可以震撼人心。
这首词写得哀惋动人。无情无义的丈夫,善良贤淑的妻子。她忠于爱情,死于坚贞。
这首词的上片写与苏轼半年多的相处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及苏轼有恩德于民、深受民众爱戴的情况。下片写饯别宴会上的愁闷情状,和别后不忍独游的原因。此词结构整饬,属对工稳,脉络清晰,文气畅通。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二句字面上虽然只交待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但从我“来时”演绎到君“去日”,已经透写出二人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情了。紧接着词人便破题点出,“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思人之至而酒泪,固已深切,以“江上雨”喻泪,尤觉缠绵,泪如雨,只是比喻了泪之多,而江上之雨,更是汇入江流,连绵不绝。因此,以“江上雨”喻泪,不仅形象地表现了流泪之多,还暗示着泪是可以流尽的,内心的思念却可如钱塘江水永远流不尽。并且,这种思念是无法截断的,任何强作宽慰和超脱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往事已去,来日方远,还是注目于执盏话别的此时此地,过片笔锋一转“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在一片伤离的气氛中,双方都想轻松一下,不要过分悲苦,但是,长亭的氛围毕竟死死地笼罩住词人的心灵,故尔“欢情未举”,又皱起了眉头,陷入那离别的无尽思绪中去了。往日谈笑风生的宴席上,如今是默默对斟,两人都沉浸在依依的别情之中。轻松的谈不出,沉重的不愿谈,“君莫诉”三字便是这种情形的绝妙写照。末二句一笔宕开,代别后设想:“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西湖畔的山水楼台,是二位友人时常欢聚的地方,朋友离去,这里再也不会有赏心乐事了。良辰美景,盖为嘉宾而设;物是人非,只能空惹啼痕。昔日欢游的踪迹,遍布于湖边的一草一木,因此哪怕是微小的景致,都会带上特殊的感情。一个“尽”字,既正写了肠断之恨,又暗写了往日的友情之深,不管“抬眼”望何处,都会勾起物是人非的深切思念。
在这首词里,词人从昔日相处,写到今日送别,再写到别后“宁忍看西湖"的心理活动,感情脉络十分清楚。结语更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回味和想象。整首词所表达的别情,确实缠绵曲折,感人至深。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此诗首联就联系诸葛亮,再联系筹笔驿作出高度的总括:“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尽请他,他抛弃了在南阳的隐居生活,为主公刘备分忧,出来辅佐刘备建功立业。北征东讨的运筹帷幄,他的计谋都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北征,筹笔驿是为伐魏运筹,是北征;东征是陪衬,不实指打东吴。刘备尽打东吴,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没有东讨。这里实际上是“南征北伐”,不说“南征北伐”而说“北征东讨”,因为上句已用了“南”字,为避开重复,所以这样说。
颌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尽英雄不自由。”时来句当战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又靠了东风,好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理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时运不济,像李商隐诗里说的:“关张无命欲何如?”关羽、张飞都早死了,不能帮助诸葛亮北伐,英雄也不由自主。
颈联“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魏将邓艾率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听了他的话投降了。蜀国千里山河,孺子阿斗轻轻地断送了。在刘备和后主两朝的文臣武将,主要是指诸葛亮,他既管政事,又管军事,是两朝冠剑。他如有知,一定是恨谯周的。
尾联归结到筹笔驿:“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在驿亭的岩下水,还在傍驿流着,好像在怀念诸葛亮。
这首诗先想到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和北伐,肯定他的用兵“尽良筹”,这就跟筹笔驿的规划军事结合。既然是“尽良筹”,而他的出师到底有利无利,这就开出颔联,归于时运,时来才有利,运尽就难办了。颈联归到运尽,于是孺子抛弃山河,谯周主张归降。归结到岩下水的多情。这里把诸葛亮规划的胜利和挫折归于时运。李商隐《筹笔驿》:“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也认为北伐的所以不能成功,由于关张无命,不能帮助他北伐,也归结命运。温庭筠《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他称蜀国为下国,称魏国为中原,含有上国的意思。下国和中原对抗,含有大小强弱不同的意味,所以说“中原逐鹿不由人”,即认为偏处西南的弱小的下国要跟中原强大的魏国逐鹿,是不由人力的,即诸葛亮的北伐要用蜀国来统一中原,也非人力能达,这就不把北伐的不能成功归之于时运或天命了。这样的看法胜过两篇《筹笔驿》的看法。
就写筹笔驿说,李商隐诗的开头:“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何焯批李诗:“起二句即目前所见,觉武侯英灵奕奕如在。”看到筹笔驿上的猿鸟还像在畏简书,风云长期在保护营栅,极力写出诸葛亮的英灵如在。这个开头是既切题又推尊诸葛亮,写得非常有力,不是罗隐的多情永傍驿流所能比的。
词的上片概括强虏民夫拉纤的实况,下片抒写丁男病妇忍痛离别的情景,凄怆感人。全词一气贯注,笔力浑厚,开头“战舰排江口”三句,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了全篇,这里所使用的是分镜头写法:一面写千万艘战舰排列在滔滔的江边渡口,另一面写远在天边的统治者正在派遣亲王出征的非凡场面。“真王拜印”是借用《史记》中韩信的典故。统治阶级对拜官授印,率兵出征当然是非常隆重的,但这种征服战争将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词篇由此生发,逐层铺叙。作者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把笔锋紧扣主题,直写强拉船夫,“征发”二句,写朝廷命令各地郡县火速征集十万民夫,一场奴役人民的灾难,犹如急风骤雨洒向苦难的人间,弄得广大乡村鸡犬不宁,这里的“骚然鸡狗”前面还有“闾左”一词,可谓笔力重而用意深。在秦代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此处暗用了陈胜农民起义的故事。词中“叹闾左”三字,既点出了受压迫、被奴役的都是贫苦人民,又暗示出当时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里正”句以下,紧接着写面目狰狞的地方官吏呵叱着逼迫大批劳苦农民拉纤,并把他们当作囚犯那样锁在空谷仓里。作者曾目睹官吏催逼租税的凶狠情景,在那种高压统治的环境下,被捉民夫连摇手也不敢,这不是夸张,而是悲惨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片“稻花”一句,承上接下而转入另一种境界,点明了时令季节:深秋霜天,田间稻花飘香。从上面强拉民夫的紧张、悲痛的气氛中,突然出现一幅乡村秋熟的自然景象,似乎用了闲笔,其实作者巧妙的笔法在于;意在言外。词人通过稻花霜天的物景透露出这样的意念,恰巧在这繁忙的秋收季节将来临的时刻,统治者不顾农事,强拉民夫这样不仅笔调清新而意脉不断,而且包含了作者对征服战争的愤慨和遭难者的同情。接着“有丁男”二句,既与上片相照应,又展现了丁男病妇在岔路旁草丛间诀别的凄惨情景“此去”三句承上铺叙“土牛”任意鞭打春牛,它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活人的背却经不住皮鞭的抽打。凄惨的声音,如泣如诉,这是对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罪恶的血泪控诉,“好倚后园”四句,写丁男无力反抗,呼救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含着眼泪叮嘱病弱的妻子。词以“神佑我,归田亩”作结,使人感到更加真切、沉痛。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是通篇运用直叙其事的白描手法,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封建统治阶级到处掳掠民夫、奴役人民的悲惨生活画面,同时表达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贫苦农民的同情,因而诗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这首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风格沉雄的词中,可以窥见陈维崧反映现实的词篇中所放射出独有的艺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