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城夜闇云藏阙，玉座朝寒雪被宸。
邂逅欲成双白鬓，萧条难得两朱轮。
犹怜退食亲朋在，相与吟哦未厌贫。
火城夜闇云藏阙，玉座朝寒雪被宸。
邂逅欲成双白鬓，萧条难得两朱轮。
犹怜退食亲朋在，相与吟哦未厌贫。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尽管专门吟咏少年的诗数量不及模山范水、状物言志之作，但这类诗大都写得富有诗味，颇具特色。李白的《少年行二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一首用五古的形式，迹近咏史，实是抒情，写一个少年的信念和追求。诗开头运用荆轲的典故，表现少年对荆轲事迹的向往和憧憬。对英雄人物的追慕，是青少年们所共有的心理特征。整首诗从易水饯饮落笔，但不脱不粘，若即若离，从对荆轲的身世感慨跳跃到对自己的身世感慨，把由荆轲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豪情壮志，注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凝结成一种激扬奋发的豪情与坚定的人生信念：“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接着写鲁句践。鲁句践是战国时代的人，和当时的荆轲在邯郸下棋赌博，最后却互相争吵起来。这里仍然以荆轲的故事抒情达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年的心理特征。
第二首用七绝的形式，描摹刻画，情态毕露。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任气逞能的豪侠少年形象。“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说明他的家世豪贵，生活豪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显示其豪放、倜傥、爽朗、率真，展示其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春风得意之际，这些五陵侠少驰骋着骏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出入于花海酒肆，无拘无束，在欢歌笑语中忘怀了一切，不知什么叫时光与金钱，不知什么是愁苦与忧思。这里没有明显的是非褒贬，也没有暗示出什么微言大义。这些青少年，是幸福的。从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盛唐的国威给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带来的狂欢与激情，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在其中倾注的人生理想。
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刻划的是豪爽倜傥的少年形象，因而，诗中写少年紧扣其个性特点下笔。敲打着乐器喝着酒，背着宝剑唱着歌，骑着白马踏着落花，风流豪爽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从中，读者不难窥见任气逞能的少年李白的影子。这是李白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种回忆，也只有李白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全诗语言豪迈俊爽，寓刚于柔，刚柔并济，浑然天成。
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