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写景，描绘出一幅有树有花，色彩鲜明的山野行军图。“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开篇交代作者已经离开临安向东阳出发。“扑面征尘”描写环境的恶劣，气候干燥，而且路途遥遥。“香篝”是古代的熏笼，“水沉”即沉香。笼里的香料已快烧完，暗指已经行路很久，也说明路途之遥远。同时，“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接下来的两句，词人描写周遭的景象。“山无重数周遭碧”是仿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所作。身边的山脉层层叠叠地排列。路旁的花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花，而只是一些山间野花，但是却盛放得分外妖娆。一个“碧”字，说明此时行军人是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里，而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格外娇艳绚丽。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词人置身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情一片大好。
下阕描写生活画面。“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行人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指穿着戎装的战士们，因为衣着威风，气势雄伟，所以容易辨别出来。士兵们伴随着一声声骏马的啼叫声前进着，飘扬的红旗已经越过小红桥。这三句写的是队列前进的情景。不难想见，此时作者是骑马走在队列的后面，所以才能清楚地看到行军的战士和队首“旌旗”的方位。与和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很像，不过两者表达的感情则是大不相同。辛弃疾的词表达他们一路前行的欣喜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欣赏，也有对目的地的畅想，而杜甫的诗则是描绘家人送入伍战士的场景，显得很凄凉。
“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在此之前，整首词一直呈现的是一种欢快的情调，可以感觉出作者很喜欢这次旅程。虽然辛弃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但写此词时，正是辛弃疾“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机会为国效命，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这个“愁”字应理解为他寻觅“相思句”构思过程中苦恼的“愁”。正因为这样，他只顾聚精会神地思索，不知不觉中才“摇断”了马鞭的“碧玉梢”，这抑或是用力过猛，抑或是打在什么东西上，写得极传神，极形象。正因为词人认真思考，所以才一味地摇着鞭子前行，以致“摇断吟鞭碧玉梢”，这一句也形象表达出词人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
全篇风格委婉，和作者一贯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描写的景物却是相当地清新自然，生机盎然。碧绿的青山，盛放的野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