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行路难》为乐府旧题，古辞不存。《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续晋阳秋》说：“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词多悲哀之音。

　　此诗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四句为第一层，写游子思妇，两个方面同时着笔，而以秋夜闻雁声贯串。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这是古诗中常用的手法。如曹丕《杂诗》：“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又说：“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此诗颇有化用曹诗的地方，而曹诗又是从借鉴《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来。诗的首句以“君不见”起，是《行路难》乐府题的常格。从孤雁发于“关外”，远度“扬越”，由北而南，知此时正是深秋节令。“孤雁”一语虽已成为这类题材的凝固意念，但它对游子或思妇说来，仍是一种心理反射。而“酸嘶”与之呼应，也是从人即游子、思妇的感受说起。第三句“空城客子心肠断”，第四句“幽闺思妇气欲绝”，都从夜闻“孤雁”而来；一个“心肠断”，一个“气欲绝”，一种相思，两处相关，而雁声则为传情之物。

　　以下两层分写思妇、游子。第五句至第十句写思妇。思妇因怀人夜不能寐，一个人孤独地在庭前踱着步，不知不觉，已过了深夜。忽然低头看见罗衣上已结满霜华，便用衣袖轻轻拂了几下，可是仍无意回房。她抬眼望望天空，许久天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这工夫却见浮云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轮满月，洒下遍地清辉。人说月圆是亲人团聚的吉兆，以前她自己也总是盼望月圆时，可是月亮一次次圆了又缺了，征人却始终未归；多少年过去了，“夜夜遥遥徒相思”。尽管如此，思妇的一片痴情终不歇。“望望”，是望了又望，望了又望，望穿双眼。此篇写思妇怀人之苦，情境、意蕴并没有什么特别。它与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表现技巧。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其意象有某种集合性，其表情方式也基本是直接抒发，不假缘饰。此篇则有所不同。其情感则是从景物的变化及人的具体行为中见出。此种情况，以“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为特著。这样不仅形象鲜明，而且更含蓄蕴藉。第九句和第十句“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更显得情意深长。青铜镜在匣中珍藏多年，本是为待游子的归来，可是游子总不见归来，这青铜镜留在匣中就没有什么作用。青铜镜本是为照青鬓朱颜，可如今，他大约已添了白发了，于是想到寄镜。不言悲凉之意，自是悲从中来。“倩人为君除白发”，表现思妇对游子的体谅之情，细意委曲。这两句诗意紧扣上句的“情不歇”三字。

　　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为第三层，写游子。“行路难”三字，用乐府点题之法；重复之，加重感情的抒发。“行路难，行路难”，如一声声悲怆的叹息。以下二句是“行路难”一语的落脚点。“夜闻”“汉使度”，表明游子流落胡中。因多年羁留异国他乡不得回归故土，闻汉使而遽兴故国之悲思。结尾句著“忆长安”一语，与第二层呼应，以见出两情如一，上扣第一层闻鸿“肠断”、“气绝”。

　　序文主要叙述作者与其友属在石鱼湖上饮酒的事及作者对此事的感受。该诗反映了封建士大夫以酒为戏，借饮取乐的生活情趣。诗的末句说：“酌饮四坐以散愁。”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诗中表现哪一句是在写愁，以及字里行间有什么愁，所以“散愁”一句是无病呻吟。该诗以酒为戏，借饮取乐，抒写了作者的情趣是真的，说作者及其四坐有愁而举杯消愁却是假的。从内容看，该诗无可取之处。

　　该诗为七言诗，但它的句型与语气，实取之于民歌，既显得顺口，又使人易记。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