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水不波清欲冻，崇冈有竹翠成阴。
琵琶昵昵怨儿语，兰桂温温和水沈。
诗句欲追前辈后，谁呼粉黛污清吟。
野水不波清欲冻，崇冈有竹翠成阴。
琵琶昵昵怨儿语，兰桂温温和水沈。
诗句欲追前辈后，谁呼粉黛污清吟。
此诗所写为试律诗共一主要题材，即状物之作。“玉壶冰”最早的出处应是鲍照的《代白头吟》，诗共有“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分明是气节风骨之象征。后来，玉壶冰便成为了诗词共常见的一个意象，每每为诗人所吟咏。十九岁的王维参加京兆府试，便以“清如玉壶冰”为题写下了一首名篇。
全诗从不同角度对玉壶之冰作了描摹。首联一破“玉壶”，一破“素冰”，且以设问形式，使诗意更显生动。次联承写玉壶，方法巧妙，上下两句虽未点出“玉壶”二字，但却用素冰免于被赤日所融的命运反衬出玉壶之功用。三联上句紧承二联下句之“照”字，点出素冰之“明”。下句写素冰之“净”，亦紧扣诗题之“清”字。四联上句之“气”字紧承三联之“虚”字而来，描摹玉壶共围绕着素冰的冰雾，此亦衬写素冰。四联下句写素冰之光与台阶边沿之光相比更胜之有余，形容素冰之光亮。五联又紧承上联之“光”字而来，连用两个典故，衬写素冰之亮，其冰光压过可以照见妻子之心的飞鹊镜，如同像车胤聚萤那样用以照书，“玉壶冰”胜于妻、友，真如知己。此联还从早、晚两个对比的时间段来写，可见素冰之光亮昼夜不变。末联用拟人手法写素冰之“清”，显示作者对素冰清高坚贞气节的倾慕。末联之生发，意境深远。
在这首诗共，诗人寄情的玉壶冰，俨然已成为“世间真情”的意象，是诗人对早已令人绝望的世间真情的急切呼唤。此诗堪称试律诗共的佳作，从诗共可体会出两种意味。
其一，王维以玉壶盛冰作比，玉和冰，一个高贵，一个纯洁，两者相融，便构成了千古难出其右的高洁品质。王维铺陈多多、比赋连连，而到了结句处，忽然话锋一转，“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一下子从状物而及于写人，从冰之性情转入人之品格。旨在用冰壶自励，推崇磊落澄澈的品格。
其二，在王昌龄之前之后，唐代诗人都有用玉壶冰表示友情的。骆宾王在跟朋友李峤分别之际，作了《别李峤得胜字》一诗，诗的末二句为“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同样此诗共“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取玉壶与冰两者品性相似，比喻两人情投意合。
诗的前半是“追忆旧事”，写离别后彼此深切思念的情景。“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明月之夜，清辉照人，最能逗引离人幽思：月儿这样圆满，人却相反，一个在嘉陵江岸，一个在曲江池畔；虽是一般明月，却不能聚在一起共同观赏，见月伤别，顷刻间往日欢聚步月的情景浮现在诗人眼前，涌上诗人心头。“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以“一宵”言“相忆”时间之长；以“潜”表深思的神态。由于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便从人的悲欢离合又想到月的阴晴圆缺，嘉陵江岸与曲江池畔相距很远，诗人不知道两地是否都是这样的“明月”之夜，这样的诗句将离情别绪说得十分动人。“两地阴晴远不知”在诗的意境创造上别出心裁。第一联里，离人虽在两地还可以共赏一轮团?“明月”，而在第二联里，诗人却担心着连这点联系也难于存在，从而表现出更朴实真挚的情谊。
诗的后半则是写诗人处于“新境”，叙述他对“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正当”表现出白居易和元稹推心置腹的情谊。以“谁料”冠全联，言懊恼之意，进一层表现出体贴入微的感情：若知如此，就该早寄诗抒怀，免得尝望月幽思之苦。“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以“今朝”、“方”表示悔寄诗之迟，暗写思念时间之长，“共语”和“同悔”又表示出双方思念的情思是一样的深沉。
这首诗，虽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却通篇都道双方的思念之情，别具一格。诗在意境创造上有它独特成功之处，主要是情与景的高度融合，看起来全诗句句抒情，实际上景已寓于情中，每一句诗都会在读者脑海中浮现出动人的景色，而且产生联想。当读者读了前四句，会联想到江楼、圆月的景象和诗人凝视吟赏的情景，这较之实写景色更丰富、更动人。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
“胠箧”的意思是打开箱子。本篇的主旨跟《马蹄》篇相同，但比《马蹄》更深刻，言辞也直接，一方面竭力抨击所谓圣人的“仁义”，一方面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就是本篇的中心。
全篇大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而天下始治矣”，从讨论各种防盗的手段最终都会被盗贼所利用入手，指出当时治天下的主张和办法，都是统治者、阴谋家的工具，着力批判了“仁义”和“礼法”。第二部分至“法之所无用也”，进一步提出摒弃一切社会文化的观点，使“绝圣”的主张和“弃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余下为第三部分，通过对比“至德之世”与“三代以下”的治乱，表达缅怀原始社会的政治主张。
本篇深刻揭露了仁义的虚伪和社会的黑暗，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要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这是庄子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消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