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此诗虽只短短四句，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情感。开头两句，表面上是在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而实际上是借此来反衬诗人落魄无依的心境。其言外之意是：又到了晚秋的季节，妇女们都在辛劳不息，自己当年也曾想过要干一番事业而落魄至今，一事无成，再也难以展露才华。一个“知”字，一个“催”字，表达出“光阴徒催人老”之意。这两句运用了拟人和烘托的手法，借景抒情，借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与蟋蟀催促妇女织布赶制裘衣来表现了诗人这种难遣的郁闷心情。
三四句，诗人的笔锋陡然一转，把自己比作高卧云壑的老松，早已饱尝了人间的炎凉世态，对功名富贵之类都看透了。因此，绝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挽著沧江无万牛”，说没有一万头牛都拉不动老松，言外之意是：此志甚坚，难以动摇。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把自己比做高卧云壑的老松，生动形象、 瘦硬蕴藉的语言有力地寄托了诗人拒绝与恶浊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的孤傲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慰勉之意。同时，诗人在这里化用了杜甫“云壑布衣鲐背死”和“万牛回首丘山重”两句诗，显得贴切自然。
此诗精雕细刻，瘦劲拗峭，体现了黄庭坚诗作瘦硬的特色。诗人曾说过：“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此诗正是他对上述主张的实践。全诗除第一句外，句句用典，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亦无斧凿之痕。
前人评黄庭坚诗，有所谓“草蛇灰线”之说，意即章法娴熟，结构细密，似断实连，不露痕迹。此诗正具有这样的特点。诗人感秋抒怀，但不明言，而把情融入景，写得十分含蓄，足见诗人笔力之高。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余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余到每余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余四簋”到“每余不饱”了，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余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余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
这首诗通过描写湘江秋舞的苍茫、寂寥景色，抒发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感，语意极为沉痛、悲凉。
诗歌一开篇便起得雄浑壮阔。“湘上阴云锁梦魂”，这一句不但形象地描绘出暴舞将至之时的那种风急浪高、阴云密布的景色，而且点明题意，交代因舞受阻、夜宿湘江的缘由。一个“锁”字，流露出诗人被迫困于此地的无奈和怅惘。不过，由于整句取景壮阔，无奈怅惘之中并无衰飒之气，反倒更加激发了诗人的豪情壮志，所以接下来的“江边深夜舞刘琨”一句，诗人即用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表明自己奋发振作、立志救时的抱负和决心。
颔联则转为描写湘江的秋舞景色。“秋风万里芙蓉国，暮舞千家薜荔村”，这两句既对仗工整，又写景壮丽。秋风暮舞之中，诗人眺望远方，只见湘江两岸，满目所见，尽是花枝繁密的芙蓉和随风摇曳的薜荔，煞是美丽。描写“芙蓉”的诗句最早见于中唐柳宗元《芙蓉亭》：“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名之以“芙蓉国”和“薜荔村”，本已极言其多、其盛，再加上“万里”和“千家”的修饰语，则显得更加幅员辽阔，展现出一片广阔无边的花海和绿色原野，面对这样的壮丽景色，诗人的心境也不由得更加开阔了。
颈联由写景转入抒情。其中“乡思不堪悲橘柚”一句，主要抒发诗人的思乡之情和生不逢时之悲。橘树生长于南方，一旦移植到北方栽种，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变化，结出的果实味道就会有所不同，所以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湖南地处南方，故盛产橘柚，何况眼下又是橘柚成熟的季节，湘江两岸必定是金黄一片、硕果累累。诗人见此情景，对于橘树的适得其所，不禁心向往之。相形之下，自己滞留此地，已是身不由己，再加上生不逢时、有志难骋的遭遇，不觉更加凄苦、悲凉。于是，只能将满腹辛酸化为一声“旅游谁肯重王孙”的呼喊。“王孙”语出淮南小山《楚辞·招隐士》，意为隐居的贤士，后来也用来称呼游子，此处则二意并存，借指诗人自己。诗人怀抱经世之才和救世之志，然而却始终不被重视，只能到处漂泊，这其中的苦楚却无人明白。
尾联则以写景作结。“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两句，暗用屈原与渔父之事。屈原虽然不被世人理解，但是尚有渔父与之对话，而自己竟然连屈原都不如，一种世无知音的悲愤溢于言表，令人感慨万千。
此诗写景抒情，章法严密。一方面情景分明，二者相问写来；另一方面又能融情人景，表现出由雄壮到悲愤的巨大变化，因此极易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