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这首词的上片写梦游旧地而没有与情人相见，下片用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深入刻画梦醒之后离别的痛苦。作者借梦写情，更见情痴，从而使全诗笼罩着凄凉的情感。这首怀人感梦的词，借梦写情，更见情痴，写得不落俗套。
词的上片写梦游旧地而没有与情人相见。词作首先写道：“门隔花深梦旧游。”“门隔花深”即旧游之地，有“室迩人远”之意，即房屋就在近处，可是房屋的主人却离得远了，多用于思念远别的人。“梦旧游”就如“忆旧游”。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今夜入如梦，我又仿佛来到她那熟悉的而花团锦簇门前。词人用梦境来写，可以说，梦魂牵绕却比“忆”和“想”更深一层，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同时，“门隔花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蝶恋花》）审美效果。
接着写道：“夕阳无语燕归愁。”意思是说，西边残阳斜照庭院，静悄悄的，燕子归来也似忧愁。“夕阳”与“燕”相连，自然让人想到刘禹锡《乌衣巷》中的：“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之语。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了沧海桑田，人生多变的感慨。在吴文英的词中，不能不也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李清照的《武陵春》）的沧桑变化之感。而“燕归愁”即燕子归来，未必知愁，但人既含愁，感觉燕子也含愁。这一句与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艺术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不写不写人的伤别，而写惨淡的情境，正是烘云托月的妙笔。
接着写道：“玉纤香动小帘约。”“玉纤”即女子纤细柔美的手指。这一句的意思是说，突然回首，看见情人芊芊玉手拉动窗帘的帘钩。此句写人，写情人拔开帘子的神态——纤手分帘。词人注重了细节描写，通过动作描写来表现出情人的美。
下片是兴、比并用的艺术手法。梦醒之后，词人深入刻画这种离别的痛苦。词人首先写道：“落絮无声春堕泪。”意思是说，柳絮在暮春的夜色中无声飘零，一点点都好似离人的眼泪。表面来看，这一句描写了春夜月色朦胧，杨花飞舞，柳絮无声地飘零，好像春在堕泪，实则是在写人。词人通过“春堕泪”比喻人流泪，并“无声”，真有柳永在《雨霖铃》中所说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审美效果。接着写道：“行云有影月含羞。”意思是说，天上一轮月亮高悬，行走的云朵经过而遮住月光，好似含羞的少女。这一句写景，描写了云彩移动，时时遮月，仿佛有影，好像月在含羞。这里，词人通过拟人手法，表明写景，实则写人。词人以景写人，怀人感受不言而喻。
最后写道：“东风临夜冷于秋。”“东风”即春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夜晚时分，一阵春风吹过，也感觉寒气浸骨，甚至比秋风还要凄冷。这里，词人在对比中，以景结情，不但突出了初春时节的自然状况，而且在“景”和“境”中蕴含着深深的情感——思念之情，寂寞之绪，悲伤之感交织一体。同时，虽然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之说，但心中凄然，暖也如秋寒。词人这样写，不但引发读者思考，而且更好地提升了词作的境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近旨远”的审美效果。“落絮无声春堕泪”，兼有两个方面一形象，一是写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写离别时的吞声饮泣。这里略去了。絮花从空中飘落，好象替人无声堕泪，这是写春的堕泪，人亦包含其中。“行云有影月含羞”，和上句相同，也是一个形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写人，“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韦庄《女冠子》），是写妇女言别时的形象，以手掩面，主要倒不是含羞，而是为了掩泪，怕增加对方的悲伤。同时也是写自然，行云遮月，地上便有云影，云遮月衬出月含羞。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概》）此词“落絮”、“行云”一联正是“寄言”。表面是写自然，其实是写情。词人把人的感情移入自然界的“落絮”“行云”当中，造成了人化的然感自然。而大自然的“堕泪”与“含羞”，也正表现了人的离别悲痛的深度，那说是说二人离别，连大自然也深深感动了。这两句把离愁幻化成情天泪海，真乃广深迷离的至美艺术境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这种黯然神伤心折骨惊的离情别绪，怎么能忘怀呢！有所思，故有所梦；有所梦，更生思绪。无昼无夜，度日如年，这刻骨相思是够受的。如此心境，自然感觉不到一丝春意，所以临夜东风吹来，比萧瑟凄冷的秋风更不堪忍受了。这是当日离别的情景，也是梦中的情景，同样也是此日梦醒时的情景。古人有暖然如春、凄然如秋的话，词人因离愁的浓重，他的主观感觉却把它倒转过来。语极警策。
春夜风冷，是自然现象；加上人心凄寂，是心理现象，二者交织融会，酿成“东风临夜冷于秋”的萧瑟凄冷景象，而且这种氛围笼罩全篇，此为《浣溪沙》一调在结构上的得力之处。在艺术上，情景交融，提升审美意境。其次，拟人手法，增强抒情性。再次，比兴手法，表现出含蓄性。
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