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
这是一首咏梅词。上阕写寒梅初放,表现梅花的光润明艳,玉洁冰清;下阕写月下赏梅,侧面烘托梅花的美丽高洁。写梅即写人,赏梅亦自赏。全词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由月光、酒樽、梅花织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空灵优美的图画,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刻画梅花形象,赞颂梅花超尘绝俗的洁美素质和不畏霜雪、秀拔独立的坚强品格。
上片写寒梅初放。何逊《扬州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梅花,她开于冬春之交,最能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庾信《咏梅花》诗:“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这里,“琼枝”就指覆雪悬冰的梅枝。半放的寒梅点缀着它,愈显得光明润泽。词人接着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浴出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即物即人,梅已和人融成了一片。
词的下片写月下赏梅。“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两句写出了赏梅的时间,表达了对梅花和月色的喜爱之情。作者认为大自然也是偏爱梅花的,让澄澈皎洁的月光来陪衬梅花。在溶溶月色映照下,梅花更有一番神韵。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更是美不胜收。
“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 。值此花好月圆的良宵,精心准备“金樽”和“绿蚁”,来个一醉方休。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凡写记游赏花之作的,每每都要写酒醉、花美,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愉快的心情,倒也别致有趣。诗中“绿蚁”指的是酒面的浮沫。《历代诗话》引《古隽考略》:“绿蚁,酒之美者,泛泛有浮花,其色绿。”读到此句时,常常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知己相伴,围炉饮酒,是人生一大乐事。
结尾一句“此花不与群花比”, 词人把寒梅的形神美和自己的心灵美、感情美融为一体,赞美了梅花高洁的品格。百花凋零的冬天,梅花迎着风雪傲然怒放,“一树独先天下春”。它传递着春的消息,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人们喜爱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喜爱它不畏严寒,立志奋发的精神。
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与前人的咏梅诗词相比,此词艺术上有所创新。词人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用比喻、拟人、想象等多种手法,从正面刻画梅花形象。在对寒梅作了总体勾勒之后,又以生花妙笔点染其形象美和神态美。同时,此时做到了移情于物,以景传情,意中有景,景中寄意,体现了李词的特色。
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该诗借用西汉文帝时缇萦上书的事迹,表达了对诸子不肖使自己受到牵累的哀伤与无奈, 同时也流露出能够因圣主明君发动恻隐之心而获得宽宥的微茫期许。该诗叙事凝练,语言质朴;全诗中遣字用韵融入声韵理论,偶句押韵,一韵到底,全押平声。该用韵方式为后人写古诗效法,也接近唐律诗用韵方式。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首两句,是第一部分。简短捷说。追叙肉刑起始,以引出太仓令将受肉刑一事。这两句,类似全诗的“引子”,却暗含着对肉刑的谴责。意思是说,夏禹、商汤、周文王等三王的仁德之治,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被淡薄了,后来就使用起了肉刑。赞“三王”之道用“德”,那么“用肉刑”者自是不德。作者对残暴肉刑的谴责,对仁德之政的向往,就尽在这两句中了。
由“太仓令有罪”至“恻然感至情”,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是叙述缇萦之父获罪,缇萦上书救父,汉文帝深受感动的历史故事。
在这部分中,诗人先用四句,来写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将被递解长安受刑,以及他自恨没有男儿,到危急之时深感孤独无援的悲痛。再用四句,来写幼女缇萦伤于父亲“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指危急时无可用之人)”的话,伤于父亲的命运,想到古歌《鸡鸣》中那“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的诗句,于是随父至京,“诣阙下(即到宫阙之下)”上书朝廷,“愿入苍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接下来两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是渲染缇萦的为父心忧和上书之言,足以使天地折裂,晨风为之传颂。其悲壮之言行,足以感天动地。果然,连皇帝也被感动了。这两部分的末两句,“圣汉孝文帝,侧然感至情”,就是写汉文帝被他那孝父至情所感动,顿生恻隐怜悯之情。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缇萦,苍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弱女子,竟敢伏阙上书,甘愿没苍为婢以赎父罪,并且希望废止肉刑而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其情可悯,其见甚明,其行亦悲壮矣。
因而,诗人在最后一部分,用两句,将她的言行与男子作比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以“百男”与一女作比,本苍已见出高下之势:百男竟“不如”一女,则更见出此女子的不同凡俗。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强比,将他对这奇女子的敬佩和盛赞之情,以及对“百男”的轻蔑之意,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该诗有两点需要说及。一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班固能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态度,来歌颂一个奇女子,已属难能可贵。二是,此诗虽仅老实叙事,缺乏文采和形象性,但它毕竟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那种初学者的质朴和幼稚是情有可原的,而作者那种敢于实践新诗体的精神,也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