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旧体诗、词大体上有齐言与长短句之别。但词中也有少数齐言者,这首词基本上一句一意,句子间不免省略叙写与过渡的词语,出现若干空白。这就需要比勘揣摹,发挥联想,方能对词意有充分的体味。
此词的题材是最常见的暮春思妇之闺怨。但用《三字令》这一特殊词调,在表现上显得格外别致。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三句,是说暮春的白昼一日长似一日,正是牡丹花开的时候。遣词上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和白居易“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买花》)等诗句。然而此词的女主人公在这样绵长的春日,却无心参加赏花士女之行列,独自闷闷在家。“罗幌卷,翠帘垂。”就表现出这样的意态,同时词意就自然由外景描写转入闺房之内。一“卷”一“垂”,又正好暗示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她深锁春光而犯愁,原来她正看这一封信——彩笺书,流着泪。从“两心知”一句看,这信与其是她自己写就的情书,无宁看作是远方寄来的尺素。否则,便应是“忆君君不知”了。然而,书来正意味着人不来。那人一去或许经年,须知“红粉”楼中正计日。
过片紧承此意,“人不在”三字,形容女子的孤单;“燕空归”,似乎暗示来信徒增幽怨,又有以双飞燕反衬孤独处境之意。想必来信中有许多托词,但不能改变一个铁的事实:“负佳期”。想当初离别,必有盟誓“两心知”。而到今日,又苦留后约将人误。这里词语虽简单,怨思却甚深。“香烬落”,极见境之清寥;“枕函欹”,又极见人之无聊。此时心情,知之者其唯“枕函”乎!以下写景,又由室内推移室外,时间已由上片的白昼推移到夜晚。“月分明,花澹薄”,这是花好月圆之夜。花的“澹薄”是沐浴月光之故。但这花好月圆,却不能慰藉孤栖者的愁怀,反而徒增感伤。以景写哀,倍增其哀。同一美好之花、月,分形以“澹薄”、“分明”的对比词语,拨换字面,颇增情致。
这词在歌筳演唱该是很富情味的。它出句短促而整齐,断而不见、乱,真有明珠走盘之清脆感、节奏感。
这首酬答诗是专为秦嘉奉役赴京师而作的。这首赠别诗表达了病妇独守空闺,牵念丈夫的痛苦。前十句是化情于事,后十句是直抒其情。在表现形式上,诗人仿效楚辞的兮字句式,每句皆用一“兮”字,极表感叹之情。这与全诗悲伤咏叹的情调颇为相合,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全诗大致分二层意思。
第一层,作者陈述自己未与丈夫互诉衷肠的原委及内疚之情。写自己患病母家,身体不好,常常被病魔缠绕,所以回了娘家,至今卧床不起,不能出门已有数月,仍然没有痊愈,不得与夫话别。“不令”,不善;“婴疾”犹抱病;“差”,病愈。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二句转写自己因病未能拜见丈夫,亲自服侍稠陪伴他,有违敬夫之情。“觐”.朝见,拜见(君主)。作者用“觐”字以示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慕。当时,秦嘉派去接徐淑的车已经“空返“,作者深感内疚而作此句。由此能感受女诗人内心蕴藏的复杂情愫。作者首先交待不能送别的原因,虽是叙事,而又化情于事,于事见情。平静的水流是最深的水流,强忍不露的感情更为诚挚动人,这几句看似平平叙事的诗,亦复如此。
第二层写自己得知丈夫即将远行却难以面别的悲凉和凑苦。
君即刻奉命去京师了,“一别音容两茫茫“,岁月多么漫长啊l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此别并非几日。而我未能与你宽语相慰,对你倾叙思恋之情。下二旬“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借《诗经·燕燕》中“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意思,自己不能长亭送别只好在想象中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你远去的身影,在那里独自徘徊。接下来,作者写登高远望仍不见丈夫踪影的内心感伤和联想。旧时代的妇女往往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于丈夫,即所谓“出嫁从夫”。故与久别归来的丈夫团聚乃是她们最为欣喜之事。何况秦嘉夫妇感情甚笃,故未见面之遗恨更深。
于是作者忧虑丈夫行路前的衣食是否备妥,心情是否忧郁,梦想其容晖。今日一别,何时相见呢?作者极想获悉下次相聚之时日,而事实上又不得而知,故言限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作者任自己思绪联翩,想象驰骋,表达了自己恨不能象鸟一样展翅而飞,永远与丈夫形影不离的感情。别离之际的神伤魂泣,女诗人身染沉疴,竟连“消魂”的叙别亦不能得。丈夫远出,相去日远,诗人不禁幻想自己能插翅高飞,长追不弃。然而幻想终归还是幻想。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是对自己此刻心情和神态的真实写照。想象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使作者更伤感了,无奈只得长叹一声,让汩汩涌出的泪水打湿衣裙罢了,又能如何呢?缠绵俳恻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从焦躁中冷静下来和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的感伤。“长”字“永”字,同义重复,更见得此情的厚重压抑,深沉含蓄,至此一个赢弱、多情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了全诗感情真挚,一片深情。“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四句虽未明写渴望与夫相聚,但此情却渗透于字里行间。
徐淑的丈夫秦嘉入洛阳就职,当时徐淑正卧病母家,夫妇没能面别,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与妻话别。徐淑以此诗作答,表达不能与丈夫相随前行的悲痛伤心和对丈夫的挚爱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