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奴儿慢·春日》是黄景仁 的名作,被选入代表“常州词派”风格的《词选·附录》,并列于卷首。但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却持异议:“冠以仲则一首,殊可不必。……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倒是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对此词颇为赞赏:“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谭献是主张对于词“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因此,他主要引此词开头几句,体会其惜春之情,联想到要与古人“把臂入林”……至于对这首词究应如何理解、鉴赏,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词题是“春日”,因此断为“惋惜春光迅速流逝之作”(见《金元明清词选》)当然未始不可。但反复吟味,似乎于一般的“惜春”之外,还含有独特的意蕴,不如说是借春色、写小桃,来惜往日、抒爱情的。
上片开头写春日登楼,目的显然是要观赏春色。正因为是“日日”登临,这才能够观察到、感知到“一换一番”景色。惜春之意,已在其中。“者(这)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这是反用《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作翻案文章。“似卷如流”是承上句“一换一番”,极言其快——谁说是“迟迟”呢?这就满含伤春之情了。接着具体描写:“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把江南的春天的田野风光,点染得十分真切、生动,表现新颖、独特。再下来就象是电影的特写镜头转移到“颓墙左侧”的一树小桃。她开了,开得美,开得寂寞,“没个人知”。知道的,只有那“日日登楼”的多情的词人。以上一路写来,景中有情,景中有事,比起一般伤春之作更富艺术魅力。
下片是写花?是写人?是写春?有点难以分解。也许是见花思人、借花惜春。词人在沉思,在回忆。他抚今追昔,象是幻觉,又象是“意识流”。他“徘徊花下”,这“花”显然就是那株“小桃”;“分明记得”就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五年时”,就是十五岁的时候(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这里把春比作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是可以的)。那时,她(词人所热恋的一个姑娘)和他(词人)曾一起在花下徘徊。这是“有诗为证”的。词人曾在他的《绮怀》诗中写道:“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三五年时三五夜,可怜杯酒不曾消。”这是他的一次初恋,也是一场不幸的、难忘的爱情悲剧。“是何人、挑将竹泪,粘上空枝?”这是虚写,用象征手法。“竹泪”象征生死不渝的、深沉而痛苦的爱情(李白诗《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空枝”则暗示那小桃开了又谢了。这里不用“泪洒空枝”,而用一个“挑”字,一个“粘”字,极为新警,富有想象力和暗示性,就是说取来一掬千秋不灭的竹上之泪,滴上而且紧贴在那花朵凋零的小桃枝上。足见悲痛之深,相思之永。“何人”是谁?不言自喻。痛苦之极,不禁产生幻觉:低头一看,在那清莹的春池中不是映着——“浸”着她(那小桃,那姑娘,一而二,二而一)憔悴的影儿吗?这种描写,有些近于现代的电影手法,可称新颖、巧妙。最后三句,写春也归了,花也谢了,人也去了,别再勾起无穷无尽的相思了!这是异常沉痛的话,余味极为深长。“此间深处”是水中?是花外?是天上?是人间?可以不必深究。“伊”字指人,也指花,也指春。“莫惹相思”,一本作“莫学相思”,但以“惹”字为好。因为词人的相思之情,正是由登楼览景而被春色惹起的。这样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说不要相思,而相思之意倒更是绵绵无绝,感人至深。
黄景仁词集中有词二百余阕,风格比较多样。有伉爽悲凉的,也有俊秀婉丽的。《丑奴儿慢·春日》近于后一类。卢前借“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这两句形容黄景仁 诗风的话来评论他的“词才”,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如若要形容《春日》这一类的词,则似可用他的名句“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略改说是“晚霞一抹,影照春池”,其词境仿佛似之。
这首散曲描写晚上少女在窗下等候情人到来的急切心情,十分细腻。等待时由于焦急、渴望、不安而产生错觉,合乎情理,自然生动。全曲基调轻松活泼,保留了民间俚歌亲切、平易的特色。
“带月披星担惊怕,久立纱窗下,等候他。”是说她趁着微弱的星光月色,担惊受怕地伫立在纱窗下等候自己的心上人,以倾诉衷肠。露凉夜冷,企盼心切,其焦灼之情不难体会。
“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则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荼蘼架。 ”句则是说正在这殷殷期待之时,猛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少女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以为是心上人来了,定睛一看,却不见人影,刚才误听为脚步声的,原是风吹动酴醾架所发出的声音。短短几句,将一个笃情、娇憨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此曲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描绘特殊情状,制造别致的气氛。先是“带月披星担惊怕”,描绘的是星月在天、清幽冷寂的夜,这种担惊受怕的环境氛围使幽会的场景逼真而动人。之后“久立纱窗下”一句,又塑造出少女痴立的静态形象,表现出空气的沉滞和环境的寂静。
下文的“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更是巧妙,少女蓦然听得脚步,心上人已临近,似乎马上就将登场。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种氛围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让人想要看看来人是什么模样。谁知最后才知道,这竟是个错觉,“原来风动荼蔗架”,满心的渴望和期盼都落了空,气氛一下子由紧张变得松弛从“带月披星”到“久立”,到“蓦听得”,种种情状表现了少女难以抑制的思情。正是痴盼的袭扰才使她对声音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将本与脚步声相去甚远的风吹花架声当做了情人。本是约会将成,结果空喜一场,少女的怨艾可想而知,令读者也为之惋惜。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