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追老圃莓苔径，空对珍盘玳瑁筵。
嘉种勿传河右壤，灵苗更长阙西偏。
故畦穿斸知何日，南望锺山一慨然。
难追老圃莓苔径，空对珍盘玳瑁筵。
嘉种勿传河右壤，灵苗更长阙西偏。
故畦穿斸知何日，南望锺山一慨然。
本首词上片写贾似道误国害人的可耻下场；下片道出吴贾两人被贬循州的本质区别。词中表现出对奸臣贾似道陷害忠良、坏事干绝而终无好下场的庆幸，也含有人事无常的感叹。全词短小精悍，口语化极强，语言质朴生动，极富节奏感，和浓愈的民歌风味，其中包含讽古喻今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极为难能可贵。
该词上片，“去年秋，今年秋”言时光年复一年。“湖上人家乐复忧”，看去似乎泛指西湖一带人民生活变化，实际上是指贾似道，他生长在西湖，长期在这里为官，且有别墅“后乐园”在这里。往日，他青云直上，终日荒淫，得意、专横，何其乐也，今天，他竟遭可耻可悲的下场，又何其忧也，所以云“乐复忧”。接着用“西湖依旧流”作为反衬，大自然江山依旧，然而人事全非，显示历史无情。
该词下片，“吴循州，贾循州”，南宋末年同时在朝的两丞相，一个是坚持抗元的忠臣，一个是恶贯满盈的奸相，却先后贬徙同一循州，死于边远，时间仅仅相隔十五年。看来是一种偶然巧合，实际上，吴之贬谪循州，由于贾之陷害，贾之贬谪循州是他陷害忠良、恶事作绝后所得报复。十五年前蒙冤惨死的吴潜，今日追复原官，得到昭雪，虽死犹存。当年作威作福的贾似道，今天活活被人锤死，遗臭万年。
“十五年前一转头”，时光何其速也，转瞬之间，命运向相反的方向作了转化，对这种恶人遭恶报，好人得昭雪的转化，时人拍手称快，庆幸欢欣。贾似道若早知今天的下场，当初何必那么残狠。“人生放下休”是从“十五年前（间）一转头”的历史变迁中申发出来的感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事无常，为人不可狠毒，不要得意忘形，人生又切不可太认真，所以说“放下休”。放下休，即放下吧，休是语气词。“人生放下休”与“西湖依旧流”前后照应，既表明江山依旧，历史无情，又有人事无常的慨叹。
诗言志，词言情。然而这首词却独树一帜，以词进行讽刺，在唐宋词也极为鲜见，但在讽喻中不见尖酸刻薄，艺术表现力极强，是一朵散发异香的奇葩。这首词讽喻当时世道。南宋景定年间，奸臣贾似道当权，其谗毁宰相吴潜，使之被贬循州，并其后将其毒死。贾似道继为宰相，终日淫乐，不料事有偶然，德祐元年，贾与元军作战失利逃跑，也恰恰被罢贬循，且也是在漳州被县尉郑虎臣锤杀于木棉庵。前后十五年如此巧合，因此作者抓住这点对贾似道的鞭挞。嘲讽和对弄权者的正色告诫，语言含蓄，但语意却是极其尖锐的。
991年（太宗淳化二年），王禹偁从开封被贬官到商州，任团练副使。此诗即作于次年春。“一郡官闲唯副使（《清明日独酌》），团练副使在宋代是一个常被用以安置贬调官员的空衔，商州的生活条件在当时也很差。诗人便在那“坏舍床铺月，寒窗砚结澌”（《谪居感事》）的困苦条件下空怀壮志，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在这种状况中，以“拜章期悟主”（《谪居感事》）而无辜被贬的诗人，心情是十分愤懑的。这首七绝就是以触事兴感的形式，通过咏叹风折花枝这样的琐事来曲拆隐微地反映诗人凄苦的生活，并抒发心头的难言之痛。
诗人住所的竹篱下侧生长着桃杏树各一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诗人简陋的住房就靠它装饰点缀着。可是这一日无情的春风不但吹断了几根花枝，连正在树头啭鸣的黄莺也给惊走了。于是诗人责问春风：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家这点可怜的装饰呢？
春风无知，诗人责问得无理，但正是这无理的责问真切地描摹出了诗人心头的恼恨，由此也反衬出了诗人对那倾斜于篱前的桃杏和啭鸣于花间的黄莺的深厚感情，曲折地反映出了诗入生活的孤寂凄凉。同时，这一责问还另有含意。灼灼桃杏和呖呖莺声本是妆点这明媚春光的，而春风又正是召唤花开鸟啭的春天主宰。这有功无过的桃杏与黄莺不为春风所容，正是隐喻诗人的遭遇。以篇幅短小的绝句，不用一典而能包含十分丰富、深远的意蕴，技巧已臻化境。
《蔡宽夫诗话》记载，诗人作此诗后，其子曾提出诗的后半部分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高兴地说：“我诗的命意竟能与杜子美暗合吗？”不但没改，还又咏一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引）此处杜甫诗是指《绝句漫兴九首》之二。诗人在遣辞命意上与杜甫诗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包含有新的境界。
此诗首句写景；第二句落实景之所在，又引出诗人并点明其身分，为下文的发问作铺垫；第三句以发问来抒情；第四句补述所感之由。全诗篇幅虽小而布置得宜，曲折有致。
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