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司马,即韦爱。公元501年(齐东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兴师讨伐东昏侯,留弟冠军将军萧伟行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州府事,以壮武将军韦爱为其司马,带襄阳令。时齐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爱沉敏有谋,率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进号辅国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见《梁书·韦爱传》)。此诗当作于公元501年韦爱为雍州司马时。
张玉谷说:“此送别后还家写意之诗,非送别时作也。”(《古诗赏析》)全诗三十句,可言为五个段落,每段六句。第一段写江边话别时难舍难言的情景。第二段写韦爱乘舟离去,作者登楼远望时的心情。第三段写送归路上的感受。第四段写到家所见情景。第五段写辗转思念、夜不成寐的苦况。可谓层次言明,结构谨严。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顶真格”。所谓“顶真格”,就是以上句的末几字(词语或句子)做下句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读来抑扬顿挫,缠绵不绝。亦称“联珠格”。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句句“联珠”的,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宋元时更流行为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如《中原音韵》载《越调·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一种是段与段之间“联珠”的,这首诗就是这样。全诗五段,每段最后几字与下段最前几字相同或稍有变化,如第二段结尾“汹汹浪隐舟”与第三段开头“隐舟邈已远”,第四段结尾“竹里见萤飞”与第五段“萤飞飞不息”,首尾两字完全相同;而第一段结尾“萧萧行帆举”与第二段开头“举帆越中流”,第三段结尾“知予衔泪返”与第四段开头“衔泪心依依”,首尾两三字则错综变化。运用“顶真格”,将全诗很自然地言为五个段落,每段都是六句,而且一段一换韵,平仄韵相间,又每段首句入韵。这样,从形式上看,非常整齐谨严,从声律上讲,读来反复顿挫,蝉联不断,大有缠绵悱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妙,恰切地反映了主人公依恋难舍、思念不已的感情。所以沈德潜说:“每于顿挫处,蝉联而下,一往情深。”(《古诗源》卷十三)
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叠字的运用。全诗共用了六组叠字,都恰到好处。如“悯悯言手毕,萧萧行帆举”,将风催舟发主客不忍离别的情景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或许是化用了梁简文帝萧纲《伤离新体诗》的“凄凄隐去棹,悯悯怆还途”诗意。“逦逦山蔽日,汹汹浪隐舟”,连绵起伏的山峦隐没了落日的光辉,也挡住了送行者的视线,友人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忽隐忽现,这既写出了旅途的艰险,又细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担心和关切。离情别景,宛然在目。“依依”,思恋之貌,“暧暧”,昏昧之貌,而这“暧暧”的薄暮景象,与那“依依”的离情别绪交织在一起,更加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这首诗前两句交代诗人夜宿的地点,点出诗人的心情;后两句实写长江金陵渡口美好的夜景,借此衬托出诗人孤独落寞的羁旅情怀。全诗紧扣江(落潮、夜江)、月(落月、斜月)、灯火(渔火、星火)等景,以一“愁”字贯穿全篇,诗旨甚明,神韵悠远,在艺术结构方面更是独具匠心。
“金陵津渡小山楼”,此“金陵渡”在镇江,非指南京。“小山楼”是诗人当时寄居之地。首句点题,开门见山。“ 一宿行人自可愁”,用一“可”字,轻灵妥贴,“可”当作“合”解,而比“合”字轻松。这两句是引子,起笔平淡而轻松,接着便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佳境。
“潮落夜江斜月里”,诗人站在小山楼上远望夜江,只见天边月已西斜,江上寒潮初落。一团漆黑的夜江之上,本无所见,而诗人却在朦胧的西斜月光中,观赏到潮落之景。用一“斜”字,妙极,既有景,又点明了时间——将晓未晓的落潮之际;与上句“一宿”呼应,暗中透露出行人那一宿不曾成寐的信息。所以,此句与第二句自然地沟连。诗人用笔轻灵而细腻,在精工镂刻中,又不显斧凿之迹,显得浑然无痕。
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在烟笼寒水的背景上,忽见远处有几点星火闪烁,诗人不由随口吟出:“两三星火是瓜洲。”将远景一点染,这幅美妙的夜江画也告完成。试看“两三星火”,用笔何其萧洒空灵,动人情处不须多,“两三”足矣。“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宜乎以少胜多,点染有致,然而也是实景,那“两三星火”点缀在斜月朦胧的夜江之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个地方“是瓜洲”。这个地名与首句“金陵渡”相应,达到首尾圆合。此外,这三字还蕴藏着诗人的惊喜和慨叹,传递出一种悠远的情调。
这是诗人漫游江南时写的一首小诗。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面对长江夜景,以此诗抒写了在旅途中的愁思,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寂寞凄凉。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美妙如画的江上夜景描写得宁静凄迷,淡雅清新。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这是一篇怀乡之作。
上片直抒乡愁。作者家乡被金兵大肆屠杀,掠夺一空,自己逃难在外,想起家乡便痛心疾首,黯然神伤。起首以“凭高远望”发端,看到的只是白云茫茫,一片缥缈,对家乡刻苦的思念使他日夜思归,但家乡已为敌人所占,有家难回,白白辜负了子规殷勤地劝告“不如归去”。当他正在新亭为思乡而凄然流泪时,亭外雨声潇潇,更添悲凉。他把目光转向眼前之景:国破家亡,其恨无穷。这滚滚东流的江水,也难流尽家国之恨,语极沉重,情极悲痛,活绘出一个失去家国的流亡者悲怆的形象。
下片以“遥想”二字发端,写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那里江口依旧,该是到了鸟啼花谢的时候吧?可现在却是江山易主,物是人非,怎不令人伤感!“燕子”三句,他想象不懂人间之事而照常回家的燕子,找不到旧巢后,十分疑惑呢喃而语。作者选取典型事物,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蕲州被敌人破坏的情景。语虽平淡却感人至深。“最苦”三句,作者压抑不住痛失家国的愤怒,直接写出蕲州城破的惨状。富庶的蕲州,十万户之多的人口都被杀尽,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里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也是写实,揭露和控诉了金兵惨无人道的罪行。正因为如此,作者由对家乡刻骨的思念,再到对敌的愤怒,最后上升为报仇雪恨的决心和壮志。结尾二句“横空剑气,要当一洗残虏”,是力量、是誓言,也是必胜的信念,二句振起全词,壮志凌云,铿锵有力,是被践踏被蹂者奋起反抗而发出的最强音和最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