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中的沉浮，恰如海的潮涨潮落，永无停息。尤其是在调迁频繁却无法担当大任、壮志难酬时，其落寞的心情更为沉重。此词抒写的就是宦海浮沉的落寞心情。
起笔三句叙事。词人说：扁舟昨天刚停泊，今天就来到高亭上，极目远望千里闲云。“闲云”也显出一股轻松之感。但是，他毕竟是来散心的，以解胸中郁闷，“孤”字见出他的孤独感，“目断闲云千里”也隐约透出念远、怀乡之意。作者的心情并不那么闲适，而较为复杂，有如夏末秋初的黄昏那和着凉意的热燥，使人并不好受。
“前山急雨过溪来，尽洗却、人间暑气”。天顺人意，降下一阵好雨！将那热燥一洗而空，仿佛人世间的一切尘垢连同自己那些莫名的烦闷也一洗而空。此词的“前山急雨过溪来”又加之“尽洗却”，这样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痛快。此时他的愁闷似乎散去了，他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过片写雨后情景。“暮鸦木末，落凫天际，都是一团秋意。”极目秋景一片高远，可是，暮色寒鸦却不无一种惆怅的意味，作者遂以“一团”来形容这秋意。“一团”，即忧丝难理，烦躁中难堪的心境，委婉地表现出来。所以下面说：“痴儿騃女贺新凉，也不道、西风又起。”新秋的凉爽是可喜的，可是在不知不觉间，西风起了，节序便又推移了。这句是从苏轼《洞仙歌》：“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转化而来。表达出作者此时的情绪底蕴：他是在感叹似水的流年。以“痴区騃女”作反衬，益发显得悲凉。
唐柳宗元贬谪永州，写了一首诗叫《南涧中题》，苏轼谓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终归还是忧。诗云：“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又云：“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鹊桥仙》中所表现的情绪虽然没有那么沉重，但节奏是相似的：忧中求乐，乐中有忧，乐尽忧来，心情虽一时得以开解，但终归抵挡不了忧愁的纠缠。这是一个欲有作为的士大夫在那不安定的调迁频繁的仕途中，所特有的心态。作者在不少词中写这种情况，感叹着“岁月尽抛尘土里”（《糖多令》）、“万事悠悠付寒暑”（《青玉案》）、“江湖自古多流落”（《满江红》）。读了那些词，回头再读这篇作品，对其思想感情能有个较切实的把握。
这首词上阕伤春，而伤春中处处有怀人之意，下阕怀人，而怀人中处处有伤春之情，将伤春与怀人打成一片，词境圆融。此词用笔曲折，善于转折收放，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将天涯做客、伤春怀人之意娓娓道出。
上片首句点明时令。古时寒食节禁火，取榆柳之火为新火。“新烟初试”写寒食清明之景。“花如梦”写春未百花凋零之状。苏州古属楚国，故而称“楚峰残雨”。清明一过，春雨渐收，春光渐老，则春花凋零可知。“如梦”“疑收”又作揣测之语，词人心中尚有将来重聚之一线希望。“茂苑人归”三句指诗人回到苏州，而当时女子所住之地已人去楼空，空有燕在。词人不是苏州人，与秦楼燕皆是天涯为旅，因而有同病相怜之意。“游情最苦”承接“天涯为旅”而来。从“早柔绿迷津”至“半汀鹭”，细写“游情”之苦，而以一“早”字点出春归匆匆之恨。“柔绿迷津”既有“春草绿色，春水碧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之离别意，又有情缘断绝、无路可通之感伤意。昔日所游之圃已成荒烟乱草之地。梨花也被风吹落汀州，与白鹭同飞，再不可见。梨花暗喻别离，又绾合次句之“残雨”，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想见情人离别之难。“柔绿迷津”“乱莎荒圃”“晚风吹堕”皆呼应起首“花如梦”三字。人在旅途，烟花如梦，春末人孤，唯有芳草连天，迷津荒圃，秦楼燕飞，梨花满地，故而“游情最苦”。
换头“流红江上去远”一句，明点“去”字，仍写姬去的感受，“翠尊曾共醉”二句，逆笔追溯往日两人共居时的欢乐，曾在别墅内共同酣饮。“云外”一词体现了二人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此韵共三句，倒含有今昔两境，可谓极尽转折跌宕之能事。“澹月秋千”一韵，平出，写姬去后的伤情。言自姬去之后，不管见到皎洁月下的秋千，还是闻到千陌万巷的幽香，都令词人愁结于此，伤春于彼。“听歌看舞”一韵，又逆笔写到昔日共居时，爱姬轻歌曼舞，多么令人惬意。“驻不得当时”一韵，转笔回到现实，姬人已去，歌舞消逝，不复存在。“柳蛮樱素”化用白居易二妾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的典故，以此再度点出姬已去，欢已失。最后“睡起恹恹，洞箫谁院宇”平出，写自己今日之状。“洞箫”承上之“歌舞”行针颇密。“谁”字表达两层意思，一则写姬人已去，歌舞不在；二则，更表达了对姬的思念。
程垓的《渔家傲》在写作手法上与其他诗词相比，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别具一格的谋篇布局。一般表现男女离别之情的词作，都是以泪洗面，依依不舍的场景描写，扣人心弦。这首词却撇开这些不写，而把描写的场面集中在离人的船上。它通过倒叙，把前夜的聚会，叠印在当日的悲离之中，用当前的相思苦，反衬出以前的相爱之深，从而形成虚与实、悲与欢的对照。这就使得它画面集中，表现深刻。二是独辟蹊径地构想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小情节，即在结尾处所写，让残阳传达相思之苦。不过，它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通过落花来传情达意，而仅仅是表现自己的一片真心与痴情，减轻一点相思之痛苦罢了。
上片着意描写与情人分别后船行江中的所见所感。
首三句写春江春雨景色：自己乘坐的小船在烟雨朦胧中行进，到处都是湿湿润润的；燕子在碧绿的江面上纷纷点水嬉戏；两岸的青山若隐若现，倒也可以随意寻认。这些烟雨朦胧中的景物自然是很美的，但又处处暗示出一种忧郁的气氛。“人寂寂”二句也是写景，却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人寂寂，既指两岸人影稀少，也指自身形影相吊，象离群的孤雁。“落花芳草催寒食”是一种风趣的拟人说法，意即落花缤纷，芳草萋萋，寒食节要到了。古代的寒食节是一个以亲朋友好相聚赏花、游春为主要内容的欢乐的节日。词人于节前离开情人，想必是出于不得已，难免更添几分惆怅。
下片着意表现不堪忍受的相思之苦。“昨夜青楼今日客”二句点明自己何以感到孤寂与忧伤，那是因为前晚还在青楼（泛指妓女所居）与心爱的人儿欢聚，此时却成了江上的行客，这骤然离别的痛苦叫人怎么忍受得了。想借东风把心中的愁云惨雾吹散吧，只因愁恨如山，东风也吹它不动。在百般无奈中，终于想出了一个排解的新法，那就是后三句所写：将岸边、洲头飞来的落花（即残红），小心拾起，写上自己的愁苦，撒向江中。可是流水太急，不知会漂向何处，意中人怎能看到，这些爱情的使者又向谁传递消息呢？言外之意是愁还是愁，怨还是怨，相思仍如春江水，无止无息。这几句显然是由唐人的红叶题诗的故事演化而来，不仅十分自然，其表现力也超过了原故事，实在是一种再创造。
在古代，有许多文人骚客，每当他们遇到不顺心，难以排解的事情时，譬如，科场失意，官运不佳，爱情坎坷，他们便不惜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去青楼寻花问柳，寻求一时解脱。这首词所描绘的就是这种落魄文人的浪漫生活。这种题材在婉约派诗词中很常见，但在写作上，作者颇费心思，没有落入别人的窠臼。
这是一首描述普通人家热情待客的小诗。全诗共分四章，形式上全用赋法，颇具雅诗特点，然诗中反覆咏叹者多，渲染描绘者寡，又与风诗相近，故龚橙《诗本谊》谓此《小雅》“西周民风”之一。
诗首章取瓠叶这一典型意象，极言其宴席上菜肴的粗陋和简约，瓠叶味苦，则所食非美味佳肴可知，但主人并没有以微薄而废礼，而是情真意挚地“采之亨之”，并取酒相待，请客人一同品尝。诗中多用代词，加快了节奏，情绪显得欢快跳跃，而首章“亨”、“尝”押韵，属阳部，更为全诗定下了一个热烈高昂的基调。
诗后三章以白头小兔为叙赋对象，从另一面极言菜肴简陋。“一物而三举之者，以礼有献酢酬故也，酒三行而肴惟一兔首，益以见其约矣。”（《传说汇纂》引张彩语）《诗经》时代，关于荤菜，有“六牲”之说，即豕、牛、羊、鸡、鱼、雁（见《礼记·内则》），在正式宴请客人的场合，据礼当备“六牲”，而兔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如同北方谚语所谓“狗肉端不上台面”一样。明了这一点，便可看出同是宴饮之诗，《小雅·伐木》有“肥羜（音zhù，小羊）”“肥牡”，《小雅·鱼丽》有“鲿”“鲨”“鲂鳢”“鰋鲤”，和《小雅·瓠叶》中仅有“瓠叶”“兔首”相比，厚薄奢简尽显。正如第一章所叙述的那样，主人并没有因小兔之微薄而废燕饮之礼，而是或炮或燔或炙，变化烹调手段，使单调而粗简的原料变成诱人的佳肴，复以酒献客、酢客、酬客，礼至且意切，在你来我往的觥筹交错中，可以看出主宾之间确实“有不任欣喜之状”（陈延杰《诗序解》）。
从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感染力来看，《小雅·瓠叶》确实算不上雅诗中的上品，但它却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这首诗既表现出中华民族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又表现出礼仪之邦所独有的尚礼民风和谦虚美德。
白朴的《阳春曲·知几》一共有四首。这种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在元散曲中称“重头小令”。曲题“知几”语出《易·系辞下》：“子曰：知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第一首曲子表明了作者对世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安于贫困，认为名士自风流。小令劈头一联对偶。“知荣知辱”出于老庄思想。作者说自己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辱，只是“牢缄口”，不愿说破而已。“谁是谁非暗点头”句意几同。“诗书丛里淹留”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曲子中“闲袖手，贫煞也风流”两句化用苏轼、元好问等人词句，表现了作者的安贫乐命的思想。这种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在元代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首曲子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生命不再的感叹，表现了以酒自娱、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此曲句句抒情，对人生短暂的叹喟，对世事多变的愁伤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切哀怨的意境，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第三首作者于曲中描写了自己的诗酒生涯，抒发了乐天知命的闲适情感。这支小令感情强烈，前两句沉郁中饱含旷达，后三句闲适、旷达中隐含沉郁。全曲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不甘与浊世为伍的意蕴。
前三首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第四首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
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上下千年，纵横古今，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读来冷峻深邃，发人深省。当然，这种“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