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词，作者词中从杨贵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歌咏唐天宝年间玄宗荒淫、杨妃专宠的史事，给世人以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本篇集中笔墨，单就杨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开头三句从五岭荔枝成熟写起。首句点明产地产时，次句点明荔枝成熟，第三句描绘荔枝的外形内质，次第井然。荔枝成熟时，果皮呈紫绛色，多皱，果肉呈半透明凝脂状，这里用“绛纱囊里水晶丸”来比况，不但形象逼真，而且能引发人们对它的色、形、味的联想而有满口生津之感。
接下来两句，承首句“五岭”，专从产地之遥囊托讽致慨。“可惜天教生处囊，不近长安。”似故意模拟玄宗惋惜遗憾的心理与口吻，又似作者意味深长的讽刺，笔意非常灵动巧妙。从玄宗方面说，是惋惜荔枝生长囊离长安的岭南，不能顷刻间得到，以供杨妃之需；从作者方面说，则又隐然含有天不从人愿，偏与玄宗、杨妃作对的揶揄嘲讽，而言外又自含对玄宗专宠杨妃、为她罗致一切珍奇的行为的批判。
过片“往事忆开元”句一笔兜转，点醒上片。说“开元”而不说“天宝”，纯粹出于音律上的考虑。“妃子偏怜”及以下“驿使”本《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的“偏”与上片的“天教”正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
结尾三句“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魂散马嵬关”，指玄宗奔蜀途中，随行护卫将士要求杀死杨妃，玄宗不得已命高力士将其缢死于马嵬驿事。“红尘”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意。驿使，指驰送荔枝的驿站官差。这三句既巧妙地补叙了当年驰驿传送荔枝的劳民之举，交待了杨妃缢死马嵬的悲剧结局，而且收归现境，抒发了当前所见所感：热闹的新丰道上，被过往行人车马扬起的红尘依然如故，但驰送荔枝的驿使却再也见不到了。词人对淫侈享乐、乱政误国的历史教训并不直接说出，只用“有”、“无”的开合相应与“满眼骊山”的景象隐隐透露，显得特别隽永耐味。
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秀容（今山西沂县）。其时金朝已亡，生母张氏已久故，“外家”人物零落殆尽。《人月圆》小令即作于此时。
同题的第一首：“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表达了“卜居”东园后屏隔红尘、醉度余生的感受。诗人显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于是一连串寓意深沉的典故，便替代了作者的自白，成为这第二首曲子的特殊的景观。
先看一、二句。“玄都观里桃千树”，注释中已说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成句。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春，由朗州贬所召回京城，见京城人争相去玄都观赏花，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于是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正是他离京十年、旧地重回的感受。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京城重游玄都观，此时已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了。元好问将自己二十余年才得重返的家乡秀容，比作刘禹锡所契阔的玄都观，借用的虽是刘诗的原句，“花落水空流”的景象却是惨痛百倍了。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用杜诗，杜诗原意是写大雨滂沱中河水的印象，“去马来牛”化用《庄子·秋水》“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之意。作者将其从杜诗中游离出来，便与原解无关，而纯粹带上了世事纷纭、是非扰杂的象征意义。江山易主，故里非昔，对于“红尘”中的时世，“莫问”二字含有多少隐痛啊！
六、七二句的“谢公”、“羊昙”，是联为一义的典故。史载谢安晚年受到司马道子的排挤，离开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出镇广陵。太元十年（385），谢安扶病还京，经过西州门，对左右说：“吾病殆不起乎！”不久果然病逝。他的外甥羊昙素受谢安恩重，从此悲戚辍乐，不忍心再行经西州门。后来因为喝醉了酒，误入这一禁区，发现时已经过晚。他日诵曹植《箜篌引》的诗句，恸哭而去。元好问既以谢安的“扶病”借喻自己重回故园的衰残，又以羊昙的“挥涕”来代表自己对外家人物殁亡的哀悼，所谓“一醉都休”，不过是强行自我麻醉而已。
至于末二句的“生存华屋，零落山丘”，则正是羊昙所诵曹植诗句的内容。这是对“一醉都休”的事实上的否定。“生存”与“卜居”又建立了想象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扣题”。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见到这首不长的小令，全篇蕴涵着作者极为丰富的述意：刘郎去后重来，犹见“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如今连片花也没有，说明诗人所重见的故乡，面目全非；“清泾浊渭，去马来牛”，非不可辨，作者却“凭君莫问”，不愿意再细详世事，显示了国变之后的万念俱灰；羊昙恸哭谢安的存殁深情，作者宁可付之醉忘，反映了“旧家人物今谁在”（作者《东园晚眺》句）的严酷事实；而“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引曹植诗句，作为古今至理，则是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深沉慨叹。全曲通过一系列典故和前人成句的化用，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痛，及“卜居外家东园”而苟延残生的沉重心情。
这首小令典重蕴深，带有较重的词味。这一来是因为“人月圆”本属词牌，后因合于北曲宫调的缘故才转为小曲；二来是由于散曲初创时期，词、曲界限并无明显分野。日后的散曲也用典故或引前人诗句，但援例和用意都要显豁得多。
首联中“鸟道”，写山之高峻；“登顿”，上下意，诗中指翻山越岭。“几登顿”“无暂闲”，概括地描述了行人马不停蹄．在崇山峻岭中奔走的情景。以“几”修饰“登顿”，可见行人已走的路程之长。这两句落笔“山行”，既点题，也为后文作了铺垫。
颔联写行人在鸟道上跋涉已久，一定非常疲惫，走出漫长崎岖的山坡，满以为山路已尽，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谁知起伏的山峦又如刚才走过的山一样横亘在面前。用一“出”字、一“犹”字，生动地显示了行人错以为山路已尽的兴奋，以及看到眼前横亘的山峦后失望、厌烦的情绪。两句诗一扬一抑，既写山路，又写行人；写山路回应“几登顿”，写行人回应“无暂闲”；写山行非常真切，写行人十分细腻。
颈联描写山间的具体景物。水石相激。湍奔而去，耐寒的松树，树色苍凉，令人顿生寒意。诗人驱马赶路，走出长坂，又入群山，“山行”的辛苦、乏味自在不言之中。现在又要过激流，穿寒松，荒寒的景象使山行之人不能不生孤寂、厌倦之感。
尾联诗人在自觉厌倦之时，马上自激自励：王事未尽，不当思归。“王程”二字总管“山行”，点明了此次”山行”的意义。“顾刀环”句用汉朝李陵的典故。李陵留匈奴后，汉使任立政等见到他，难以私下说话，便向他使眼色，井屡屡抚摸刀环，“环”与“还”谐音，示意其归还汉朝。在这里，诗人说“且莫顾刀环”，就是提醒自己“王程”未尽，公事未了，决不能中途而止。诗人以明确的尽职意识，战胜了“山行”的疲倦、孤寂，诗的情调也为之一振，表现出盛唐边塞生活中所洋溢的进取精神。
这首诗在剪裁上舍因去果，直截“山行”中的一段，以少总多，富于典型性。全诗八句，以“山行”为线索，前六句与山行之所见，意境真切，使人如临其境；后两句写山行之所想，情绪昂扬，一派盛唐风调。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