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这首咏物诗，为古代咏牡丹的名作。
“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蕊当心一抹檀。”诗的开头两句是说：牡丹花在园中蓓蕾初放，光彩照眼，然而雾气笼罩着它，似乎难得开大；就开放的花朵来说，花瓣一片粉红，当小包着深红的花蕊，十分好看。这两句是总体上写牡丹的外观。诗人不完全限于对其外形、色彩的刻画，而是置之于自然环境之中，写它给人的直觉印象。它颜色鲜亮，富有光艳，却被一层云气包裹，如轻纱中的美女，更具诱人的魅力。
“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前句是写瓶中的牡丹；后句是写插在美女鬓上的牡丹。醉眼所见及镜中所映，皆有失于真。在那些富贵公子、千金小姐们看来，这牡丹能在他们的金瓶之中、云鬓之上，真算得“富贵花”、“花中王”了，而实际上，这却并不合于花的本性。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当庭始觉春风贵”，这一句是写庭院中的牡丹。是说只有种在庭院之中，才能显出它的魅力，竟至使得春风更惬人意，使得春天真正显示出它动人的容貌。古人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蝴蝶可以显示春风的婀娜美妙，牡丹花就更是这样。“带雨方知国色寒”，则是写雨中的牡丹。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因其本身的花繁朵大，色彩艳丽，并非由于上了富贵人的金瓶、绿鬓。它不但能使大自然更美，而且也只有在自然的变化中，才能显示出多种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在门阀观念严重的唐代，“寒”总是同“微”联系在一起，然而，“寒”同时也可以显出严峻刚强的秉性。经一阵雨洗风摇，碧叶更见苍翠，红瓣更见鲜艳，那条条枝茎，也显示出铮铮硬骨。“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这两句写出了牡丹的刚强品质与不凡气度。但是，这两句的深意，只有在同“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的比较中才能体味出来，“始”、“方”二字，便透露了诗人一反一正进行比较的用意。然而，意思的转折方面，又十分自然；如一般地去看，中两联四句是排比写牡丹在瓶中、鬓上、庭院、雨里四种情况下的状况，细心体味，又含着正反两层意思。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是以美人杨贵妃为喻（杨玉环为女道士时曾号为“太真”）。这两句是写牡丹经过一天日晒，如同娇轻慵懒、弱不禁风的美女。不过，这两句诗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引起人们对李白《请平调》三首的联想。李白的诗是唐玄宗同杨贵妃赏牡丹时奉旨所作，后两首即将牡丹与杨贵妃联系起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罗隐诗的末两句，扩展了李白诗作的联想范围，使读者从时间的、历史的座标去认识牡丹的美艳绝伦。
此诗写牡丹之美，而不限于花叶的描绘，一方面着眼于牡丹的生活环境，另方面着眼于对它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这二者的结合，使得诗中所写似乎并非纯粹的花，好像还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一联概括地写其给人的直觉，末一联以美人为喻，前后照应。当中两联似为排比地写了牡丹的四种生活环境，而实际上是正反两种境遇，细致品味，意蕴无穷，令人想象无限。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