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琴对自己幼年经历的夸耀和这些怀古诗的总的情调比较低沉是一致的，都曲折地反映出她原先的家庭已经每况愈下了，否则她不会前来投靠贾府。不过，她眼前所过的总还是贵族小姐的奢华生活，她真正悲哀的日子将随着四大家族的没落而到来，那时候她还会再一次走得远远的，而且将以十分感伤的心情来回忆大观园的生活。
这首《怀古绝句·交趾怀古》在小说中的寓意实际上是说贾元春的。头四个字，《红楼梦》脂砚斋版本一律作“铜铸金镛”，这肯定是原文。后人为切合“交趾”、“马援”，改成“铜柱金城”，这样改，以史实说是改对了，从寓意说是改错了，因为作者用“金镛”是为了隐指宫闱。汉代张衡《东京赋》中有“宫悬金镛”的句子；南朝齐武帝则置金钟于景阳宫，令宫人闻钟声而起来梳妆。要宫妃黎明即起，就是为了“振纪纲”。总之，首句与贾元春“册子”中所说的“榴花开处照宫闱”用意相同。“声传海外”句与她所作灯谜中说爆竹如雷，震得人恐妖魔惧一样，都比喻贾元春进封贵妃时的煊赫声势。马援正受皇帝的恩遇而忽然病死于远征途中，这也可以说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望家乡，路远山高”。但由于贾元春之死详情莫知，诗末句的隐义也就难以索解了。
《怀古绝句》不是真正的咏史诗，也不是纯粹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制的春灯谜。它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某些鉴赏，并不一定代表作者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
这首诗大致可分两段。第一段从篇首至“美人如花隔云端”，写诗中人“在长安”的相思苦情。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孤栖幽独者的形象。他（或她）居处非不华贵──这从“金井阑”可以窥见，但内心却感到寂寞和空虚。作者是通过环境气氛层层渲染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感情的。先写所闻──阶下纺织娘凄切地鸣叫。虫鸣则岁时将晚，孤栖者的落寞之感可知。其次写肌肤所感，正是“霜送晓寒侵被”时候，他更不能成眠了。“微霜凄凄”当是通过逼人寒气感觉到的。而“簟色寒”更暗示出其人已不眠而起。眼前是“罗帐灯昏”，益增愁思。一个“孤”字不仅写灯，也是人物心理写照，从而引起一番思念。“思欲绝”（犹言想煞人）可见其情之苦。于是进而写卷帷所见，那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呵，诗人心中想起什么呢，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这就逼出诗中关键的一语：“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的题意到此方才具体表明。这个为诗中人想念的如花美人似乎很近，近在眼前；却到底很远，远隔云端。与月儿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由此可知他何以要“空长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是诗中唯一的单句（独立句），给读者的印象也就特别突出，可见这一形象正是诗人要强调的。
以下直到篇末便是第二段，紧承“美人如花隔云端”句，写一场梦游式的追求。这颇类屈原《离骚》中那“求女”的一幕。在诗人浪漫的幻想中，诗中人梦魂飞扬，要去寻找他所思念的人儿。然而“天长地远”，上有幽远难极的高天，下有波澜动荡的渌水，还有重重关山，尽管追求不已，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里，诗人的想象诚然奇妙飞动，而诗句的音情也配合极好。“青冥”与“高天”本是一回事，写“波澜”似亦不必兼用“渌水”，写成“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颇有犯复之嫌。然而，如径作“上有高天，下有波澜”（歌行中可杂用短句），却大为减色，怎么读也不够味。而原来带“之”字、有重复的诗句却显得音调曼长好听，且能形成咏叹的语感，正《诗大序》所谓“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即拉长声调歌唱），能传达无限感慨。这种句式，为李白特别乐用，它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句中“之难”、“之日”、“之水”从文意看不必有，而从音情上看断不可无，而音情于诗是至关紧要的。再看下两句，从语意看，词序似应作：天长路远关山难（度），梦魂不到（所以）魂飞苦。写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不仅是为趁韵，且运用连珠格形式，通过绵延不断之声音以状关山迢递之愁情，可谓辞清意婉，十分动人。由于这个追求是没有结果的，于是诗以沉重的一叹作结：“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三字回应篇首，而“摧心肝”则是“思欲绝”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发展。结句短促有力，给人以执着之感，诗情虽则悲恸，但绝无萎靡之态。
此诗形式匀称，“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把全诗分为篇幅均衡的两部分。前面由两个三言句发端，四个七言句拓展；后面由四个七言句叙写，两个三言句作结。全诗从“长相思”展开抒情，又于“长相思”一语收拢。在形式上颇具对称整饬之美，韵律感极强，大有助于抒情。诗中反复抒写的似乎只是男女相思，把这种相思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就不象实际生活的写照，而显有托兴意味。何况我国古典诗歌又具有以“美人”喻所追求的理想人物的传统，如《楚辞》“恐美人之迟暮”。而“长安”这个特定地点更暗示这里是一种政治的托寓，表明此诗的意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此诗诗意又深含于形象之中，隐然不露，具备一种蕴藉的风度。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