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是作者在漫游浔阳之际写的山水行旅诗。这首诗清淡自然，写作者自浔阳泛舟至彭蠡湖的经过，表现出了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的特点。
此诗以景入手，穿插用典，如：“枚发，屈痛。 魏阙心，金门诏，上林雁”，写出其行旅中见到的壮美景致，同时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置身在野无法报效国家的复杂心情。这与“其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其咏诗，其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因之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而放还未仕。”之时有同感。
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