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三峡》（选自《水经注》三十四卷《江水》）是一篇著名的山水之作，作者只用不到两百字的篇幅就描写出了长江三峡雄伟壮丽的景色。
全文四段，即是四幅挺拔隽秀的水墨山水画。
第一段作者先写山。用“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山之“连”，“重岩叠嶂，隐天蔽略”写山之“高”，又用“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侧面烘托，让人进一步感到三峡的狭窄，寥寥数笔就形象的勾勒出三峡雄伟峭拔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很快就被三峡的雄险气势所吸引。
第二段开始写水。作者按照自然时令，先写水势最大最急的夏季。用“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正面描写水势之险恶、水位之高、水流之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通过对比、夸张更加突出了夏季江水之迅疾。
第三段写春冬三峡之景。“素湍”“绿潭”，两种色彩、两种情态，动静交织，对比鲜明；“怪柏”“悬泉”“瀑布”，也是有静有动、有声有色，山水树木交汇其中，蔚为奇观。“清荣峻茂”一句话四字写四物：“清”字写水，“峻”字写山，“荣”字写柏树，“茂”字写草。“良多趣味”，又掺入了作者的审美意趣，使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极为精练的四字，状写了四种景物，且各具特色，由景境导出了作者的心境。
第四段写秋天三峡之景：水枯气寒，猿鸣凄凉。以“霜”暗指秋季，以实景补足前意。这时已无江水喧腾，却也不见草木争荣，而是充满了凄清肃杀之气。写秋峡用猿来表现，写猿又分两层，一是直接叙述，一是引渔歌为证。写猿又围绕着“山”和“哀”两个重点，从而显示秋天三峡的特色。以“高”形容猿，指明是高山上的猿，以“长”形容啸，送声长远，暗示是在长峡之中。“空谷传响”，直言在山中。“久绝”，回应“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渔歌也是一言“峡长”，一言声哀。从猿鸣之中，使人进一步体会到山高、岭连、峡窄、水长，同时山猿哀鸣，渲染了秋天的萧瑟气氛。也让人从这句渔歌中体会到了，渔者们的辛苦和生活的艰苦。
凡景语皆情语，初学写作者，写景状物要做到写出其特点，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三峡》全文以凝练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写山，突出连绵不断、遮天蔽略的特点。写水，则描绘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夏天，江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雪白的激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的清波，美丽的倒影，使作者禁不住赞叹“良多趣味”。而到了秋天，则“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那凄异的叫声持续不断，在空旷的山谷里“哀转久绝”。三峡的奇异景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写景，采用的是大笔点染的手法，寥寥一百五十余字，就把七百里三峡万千气象尽收笔底。写春冬之景，着“素”“绿”“清”“影”数字；写秋季的景色，着“寒”“肃”“凄”“哀”数字，便将景物的神韵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文章先写山，后写水，布局自然，思路清晰。写水则分不同季节分别着墨。在文章的节奏上，也是动静相生，摇曳多姿。高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猿鸣，悲凉的渔歌，构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而又自然和谐的画面，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引用的诗句表现了突出山高水长的特点同时渲染三峡秋色悲寂凄凉的气氛。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
此首七律作于诗人的晚年，叙写诗人在一个黄昏登宝公塔的所见所感。诗中描写了一派静谥而开阔的景色，表现出诗人饱经忧患与挣扎之后力求超脱的心境。此诗造语奇警，组合新巧，炼字取意精严娴熟。
诗的首联描写了登塔前的一路艰辛。从“倦童疲马”四字透出路遥行艰之状，“长筇倚石根”说明山石巍峨，攀登不易。而倦童疲马留于寺门与诗人拄杖登山的情形恰成鲜明对比，通过童仆和马匹的倦怠疲惫，反衬出诗人登山临水、意兴无穷的精神。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一个不避险远的“有志者”。
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色：江上升起的皓月驱走了黄昏时苍茫的夜色，将黝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岭间飘浮的云影加深了暮色的昏暗，像是将暝色分给了黄昏。这两句状写江上山间由黄昏转入月夜时光影的明暗变化，极为工妙。夜空本不可转，暝色也不能分，然而诗中说“转空”、“分暝”，已是一奇；以月转空，以云分暝，则将月和云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又是一奇；明明是入夜，却说转为白昼，黄昏本是虚无，却说分予暝色，更是奇上加奇。这联中“转空”、“分暝”都是诗人独造之词，然而在全句中不显得生硬晦涩，耐人咀嚼回味。
颈联续写登塔的所闻所见：老鼠轻微的一动便打破了山间的寂静，声音随之而起；乌鸦在荒寒的空中高飞，投下它们翻飞的身影。这两句通过极细微的描写，表现了山间入夜时分的宁静和荒寒，“鼠摇”的声响十分微弱，但犹可听见，说明空山幽寂，古塔阒静。乌鸦在夜空中飞过本是晦暗不明的，然而其影可鉴，正表现了月色的明朗。这一联造语也很奇警。“鼠摇”、“鸦矫”脱胎于卢纶的“斗鼠摇松影”和杜甫的“雁矫衔芦内”，但组合新巧，对仗自然，体现了诗人炼字取意的精严娴熟。
如此静谧开阔的景色令诗人心旷神怡，深深陶醉，甚至忘记了尘世的烦扰和纷争，如同要与眼前景物融为一体，尾联表现了诗人这种物我两忘的感受。“当此不知谁客主”一句，李壁注引《襄阳记》：“司马德操尝诣庞德公，值其上冢，径入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须臾，德翁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诗中的“客主”就是指诗人自己与寺中僧人。结尾二句虽然只是刻画一种感受，却并不离登塔的主题，虽不写景，而景由此可见。
全诗描绘了荒山、冷月、寒鸦的清冷幽僻之景，虽一字未提墓塔，却全然是墓塔周围特有的氛围，突现了游览地的固有特征。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