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展开想象，把江潮同神话传说联系起来。头两句作者引用两个典故，说明天上与人间可以相通。下片正面描写潮势。潮声如惊雷滚动，潮水如鸟云翻滚，声势夺人。全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用典多而贴切。
上片以神话的笔调，写观潮时产生的美好感觉。
“海上乘槎侣”， 为第一潮景，即海渚者一二人乘坐竹筏来来去去的幻境，神奇极了。钱塘江八月观潮成为杭州人传统的习俗。西晋张华《博物志》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
“仙人尊绿华”，为第二潮景。“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东坡《望海楼晚景五绝》忽然，有一来去无定的九百岁仙女罗郁站立潮头上。以此比拟潮之形态，美丽极了。
“飞升元不用丹砂”，为第三潮景。只见一位道人羽化登仙，不用服什么朱砂炼成的丹药，全凭着道家的道，即《子华子大道》所言的“道”，即“元，无所不在也。人能守元，无则守之；人不守元，元则舍之” 的“元”，就上天了。以此比拟潮头之涨势，壮观极了。“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照应第一潮景，直写那“居海清者”的竹筏停留在潮头要到来的地方吧，那远在天边。海潮停止后，海面江阔极了。
上片由三个潮景组成钱塘一大奇观， 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下片则以神话与现实交汇呼唤的手法，把观潮给人们的艺术享受渲染得淋漓尽致。
“雷辊夫差国， 云翻海若家”，状潮之声势浩大。那潮声如雷鸣声震动整个杭州城，如云翻滚惊动海若海神国家。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辞，但又未失去生活的真实。东坡善于惯用比喻方法来谊染他笔下的人事景物。
“ 坐中安得弄琴牙。写取馀声归向、水仙夸”，措绘望海楼上的琴声与潮声共鸣的韵味。坐席中有人舒畅、徐缓地拨弄起伯牙琴，尽取那遗留下无尽之音，正好与潮声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有“徐声投林欲风雨，末势卷土犹溪坑”（王安石《九井》诗）的韵味。全归响在于伯牙弹奏的《水仙操》美好绮丽琴声。虽然不免带有神话色彩，但伯牙“闻海水洞滑崩撕之声”灵感爆发，移情成功，援琴而歌，竞惊天地面成为中国古代操琴妙手，又给读者以无穷的启示：天才常常是从移情灵感中悟出来的。
词人以飞翔不繁与幻怪离奇的神仙意象，形容世见少见、直为天下奇观的钱塘江潮，潮水来去翻腾于天地之间，纵恣无碍酣畅淋漓，令观潮之人不觉飘飘然亦欲随之暂离人间远奔天涯。白日飞升的仙人与翻腾不羁的狂潮，于词中交融为象征自由的意象，透露词人会于词中一再表露的渴望挣脱世网的意念。全词描写钱塘江潮，用神话传说和各种比喻来形容它的声势，意境壮阔，富于想象力。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相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是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是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欲以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是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以死殉情，以期能鬼魂相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是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