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所写,都是回应其他人的关心和慰问。诗题“发临洮将赴北庭”,因而诗中所叙述,也是临洮至北庭沿途景物。开头“闻说”者,则说明此行轮台和第一次去的安西不同,暗示着和安西有对比:自然方面,春风不到,连年雪飞;人事方面,汉使应稀。此次虽是作者第二次出塞,但到北庭还是第一次,所以凭传闻写出轮台的寒冷与荒凉,但是调子并不低沉。
从“连年见雪飞”至“青山过武威”写景,但诗人并没有直接说环境多么寒冷和恶劣,而是通过描写春风不来、人少、植被稀疏来衬托北庭连年见雪飞的苦寒的恶劣环境。“连年见雪飞”写气候之寒冷,“春风曾不到”写其荒凉,“白草通疏勒”写其萧瑟,“汉使亦应稀”写其地距中原之遥远,揭示出西域戍边的艰苦性。
尾联在内容情感上起到了点染和升华的作用,全面地抒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勤王敢道远”就是指要竭尽全力报效祖国,而“私向梦中归”表达了诗人想念家乡,想和亲人团聚的情感。这两句其实是回答别人“勤王道路远,家乡何时归”的关怀,写得很有创意,把忠君报国之志和思念故乡之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结构上点明了诗歌主旨,升华了主题,言简义丰,言有尽而意无穷。
全诗从“闻说”落笔,极写通往轮台之路的奇寒景象和边地风物,以抒发诗人不辞路途遥远艰苦,尽力国事的高昂的思想感情。
上片写送别宴会上曲水流觞的场景。苏轼乐在曲水流杯的游戏中,把“无情流水”与“多情客”对照写来,显得饶有情味。接着将“流水”人格化,说流水劝我饮酒,苏轼和流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杯行到手可不要推辞,这样的公道事是很难得的!”出语幽默,暗含着对世事的褒贬。苏轼还运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些现成的词语,“曲水池上”、“茂林修竹”,勾画出曲水流觞的场景,并多少透露出苏轼清雅脱俗的情怀。
下片转到写别情。“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这两句强化了送别宴会留给苏轼的美好的印象,以写歌女的肢体、表情和动作为承启的笔墨,写来像特写镜头一样鲜明。 “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这两句从歌女的声情侧面触及了离别之情,别责怪歌女唱出了呜呜咽咽的歌声,不要把离别当作一回事。“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胭。”这两句是专写杨绘,道出了送别的情由,以鸟的“翱翔”比喻人在仕途上的进取,以“玉堂金胭”点明杨绘入朝为翰林。“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写出了离别的惆怅,表达了苏轼真挚的友情。
该词是一首送别词,采用拟人、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怀古为赠别,反衬了苏轼与旧友相劝饮酒以及浓郁的情谊。苏轼凭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既描叙了儿女柔情,又有吊古追远之意,可谓词中有诗,这是苏轼词的一大特点。该词写出了一个送别词全新的境界,已超出了一般的送别词。
这是白居易诏授忠州刺史时写的一首诗。诗人通过对山岚雾霭、滩头江水、峡气弥漫的描述,抒发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切和郁闷之情,也寄托了诗人愿早日回京报效朝廷的拳拳之心。
诗中前四句写景,寥寥数语展现出此时此地的景象:山岚雾霭特别浓重,江山辽阔,自己却身处如此偏僻遥远的地方。滩头江水带来的秋意扑面而来,山谷中气候湿润,晴天也多像阴天。
后四句则笔锋一转,写到自己望向帝京,表达了自己心中对故乡的思念;最后两句化用晋陶渊明置无弦琴的故事,说自己只能依靠这北窗下的琴来排解心中孤独了,表达了自己不甘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诗中所写,虽是溯江西上所经历的美丽而又险峻的风光,却恰如其分地透露了诗人萦绕心头的宦海波澜,其中“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写得情景交融,将澎湃于心间的万千波涛,同三峡所见的逆风惊浪完全吻合,情溢于景,动人心扉,这也正是白居易山水吟咏的特有风采。
这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牧童晚归休憩图:原野、绿草、笛声、牧童、蓑衣和明月。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有声音,这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的;写出了农家田园生活的恬静,也体现了牧童放牧生活的辛劳,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草场、笛声、月夜、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读者的心灵感到安宁。
“草铺横野六七里“描述了视觉上的感受,放眼望去,原野上草色葱茏。一个“铺”字,表现出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草场的宽阔无垠为牧童的出场铺垫了一个场景。
“笛弄晚风三四声。”描述了听觉上的感受,侧耳倾听,晚风中牧笛声声。一“弄”字,更显出了一种情趣,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传达出来了。笛声的悠扬悦耳,反映出晚归牧童劳作一天后的轻松闲适的心境。未见牧童,先闻其声,具有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六七里”和“三四声”不是确指的数字,只是为了突出原野的宽阔和乡村傍晚的静寂。
“归来饱饭黄昏后”,诗人笔锋一转,开始直接描写牧童,牧童吃饱了饭,已经是黄昏之后了。
“不脱蓑衣卧月明”描写牧童休息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诗人没有描写牧童躺下做什么,牧童可能是想舒展下身子,也可能是欣赏月色。诗人似乎只把他之所见如实地写了下来,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牧童》一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绊,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道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此诗委婉劝说钟傅趁早离开那尔虞我诈、角名竞利的官场,回归田园,过牧童那样无欲无求的生活。在此诗中,牧童即是以智者的化身出现为迷失在宦途中的钟傅指路,而其人未必真是牧童。本诗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