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这支散曲题为“托咏”，是托物咏怀之意。曲子写一个少女对着天上圆圆的明月，诉说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像明月一样团团圆圆。古人诗、词、曲中常有对月拜祝和把酒发愿的描写，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中即有对月祝愿的情节，与这首小令有相近的意境。
曲子开头的“剔秃圞”是元曲中较为常见的语汇，用作圆的形容词。“拜了低低说”一句，颇有情致，发自内心的祝愿，全在一片虔诚，低声的叨念，已将心迹与神态全然勾画出来。祝愿月亮常圆，却用了“是必”两字，似乎由祈求变成了命令，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当事人那专一的要求和迫切的心情。“休着些儿缺”，永远不让圆月有一点儿缺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唯其不情，方见真情。末句“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很有分量，足以收束全曲。《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时概况全剧主题的一句名言。这里的“都似你者”，正扣托月咏怀的题目，似月之常圆，正是对“如花美眷”的祝愿。“天下有情底”，范围很广，在情感的深厚之外更增添了博大的内涵。
这支小令所用的几乎是日常口语，朴实而生动，使人似乎听到少女的娓娓诉说，颇具元曲的特有风采，充分体现了作品作为“曲子”的艺术特色。
仲夏五月，阳光灿烂，江陵城外，农家院内，一位少妇，埋头缲丝。十指纤纤，蚕茧白白，少妇衣袖高挽，抽丝不停。杨柳依依，绿荫重重，麦香淡淡，布谷声声，少妇缓缓放慢了手的动作，心情渐渐变得十分沉重。她想起了出门在外、将要归来的丈夫。
这首《荆州歌》，就是抓住少妇在这种情境下的心理变幻来写的。全诗共五句，意义上分三层。
头两句是一层，写少妇心情沉重的原因。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城在山上，地势高峻，为出入蜀城的门户，也是诗中少妇之夫返航归家的必经之地。瞿塘峡也在奉节县东，峡中水流湍急，礁石林立，五月水涨，不见礁石，行船极其艰险。少妇一忧白帝风波，二忧瞿塘暗礁，可见顾虑重重。她不是怕丈夫误了归期，而是怕丈夫遇了风险，此刻她心中没有夫妻将要重聚的喜悦，只有替于险象环生的途中日夜奔波的丈夫无限的担忧。李白《长干行》写商妇思夫，也曾悬想过丈夫路途的危险：“十六君远行，瞿塘艳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可是归程的风险比不上商妇对丈夫的热切盼望和痴痴的情爱：“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商妇的爱炽热外露，茧妇的爱凝重收敛。同是少妇思夫，感情表达的方式，情绪变化的过程却不尽相同。
三、四句是第二层。这两句仿佛是少妇对远在蜀地的丈夫的倾心的诉说。“荆州麦熟茧成蛾”说节候，与第二句的“五月”相照应，也与上两句的“白帝风波”、“瞿城五月”相对比。同是五月，丈夫在艰险旅途中日夜兼程，妻子在麦香茧声中辛勤劳作。五月，或许是夫妻商定的归期。然而温暖平静的五月也许是雨雪风霜的五月，少妇半喜半忧：丈夫就要归来了呀，可是，眼下归来风险重重啊。缲丝之“丝”同“思”谐音，“头绪多”也是双关语。这是以丝的头绪喻思念丈夫的头绪纷繁：首先是忧虑之情郁结心头，像茧丝一样纷乱无章，其次是相思之情萦绕心头，如茧丝一般绵绵不断，再次是烦恼之情难以排遣，似茧丝那般缠结身心。千头万绪，全是为“君”而生。
最后一层也是诗的结尾。正在少妇思绪纷繁、矛盾重重之时，传来了布谷鸟（拨谷）的叫声。布谷鸟五月飞鸣，鸣声如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这既是少妇对驾舟欲行的丈夫的劝阻，也是少妇内心里的自责。然而，千里之外的丈夫听不到拨谷的叫声与爱妻的呼唤，此时此刻，少妇只得徒然叹道：“奈妾何！”全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有曲终声不尽之妙。
古时荆州一带的民歌极其丰富。李白的诗善于从六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语言清新的《荆州歌》显然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果。如以“丝”为“思”，就是民歌中常用的手法。“丝”的头绪和“思”的头绪，既贴合少妇的劳作，也贴合少妇的心理。另外，此诗是“柏梁体”，句句押韵，节奏短促急迫，宜于表现少妇忽明忽暗、变幻不定的心理活动。
全诗无一字叙事，只是抒写女主人公的思夫之情。然而，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