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西塞山,因为三国时是东吴的江防边塞,故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即是千古盛传的名作。韦庄行至西塞山下,前望江水,仰观阙塞,历史往事和前贤佳句勾起丰富的联想。诗作首联侧重写俯视所见近景;颔联转写仰望所见远景;颈联描写西塞山的特产,为其自然美景增添浓郁的生活情趣;尾联表达出于此结茅归隐的心愿。此诗用语自然巧妙,细微精炼。
首联两句,一写水,一写山。“水似蓝”,表明其地水深莫测,江右西塞山势的峻峭,以及山间葱茏草色的映衬,使得江水的颜色蔚蓝。此句虽写水,而山亦映带其中。次句写山势险峻,用“乱云如絮”描绘,云层如轻漂的花絮,在山间起伏缠绕,非山势高峻难得有此景象。这起伏的乱云弥漫江上,缠绕山间,使山势与水面通过乱云的衔接,而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故此句虽落笔在山,而水亦映带其中。试想,置身于蔚蓝平静的江面与陡峭如削的山势比照之下,加以缈茫起伏的云絮飘飘,这个环境给诗人的感受,一定是对比强烈又结合奇妙的一种艺术境界。
颔联一瞻前程,湓城北的庐山依稀可见,渐见影像;一顾来路,云梦之南的天际,片月斜挂,渐远渐斜。“渐映”恰当地呈现出当时舟行的渐见过程,“斜生”也巧妙地点出时间的推移、位差的变化。
颈联由前幅的实景勾勒转入虚笔飞动,与前面身临奇妙环境的感受作呼应,为末尾所发归焉之志作铺垫。蕨本多年生植物,嫩时茎叶可食,其色紫,故名紫蕨,采食的时间在仲春时节。柑成熟时色黄,采摘期在秋冬之际。仲春所烹食的紫蕨与秋冬之际摘柑不可同日而语;烹蕨的晓烟和带露的黄柑亦与诗人黄昏舟行的时间相背。在此诗人通过适当的联想,把此地异时生长成熟的植物作艺术的归纳,把西塞山一带的优美图画描绘得更富有艺术魅力和生活情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以“故垒萧萧芦荻秋”终结,尽管充满对“四海为家日”的欣慰和六朝衰亡的感喟,读来总有几分凄凉萧瑟。韦庄对西塞山的一景一物,却洋溢出深切的爱恋,他无意于为芦荻秋风伤叹,而把芦花视为宁静恬适生活的伴侣,期望着有朝一日独棹扁舟而来,依傍芦荻结庵而居,领略西塞山的优美山水景物,观“他年”“终傍”之辞,其志可知。
就全诗看,尽管前两联以暗示行迹的方式对西塞山的奇特地势环境作了描写,但若无第三联以羡慕的心情对此地烹紫蕨、摘黄柑的虚笔赞美,不仅诗的尾联难以引出,并且全诗亦显得平泛平淡,难以因巧见意。第三联的安排,不仅为全诗的画面增添了生气与活力,而且由实入虚而归为遣志发情,更显得自然巧妙。至于作者在遣词造语上的细微精炼,在达意的准确和追求七律诗成熟的技巧上,造诣深厚。
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这首例外。纪晓岚认为:“此是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此说有一定道理。
大中二年(848)秋,诗人留滞巴蜀,无所事事;秋灯夜雨,客旅孤愁。兼之妻问归期,故思家忆归之情不能自己,遂于“夜雨寄北”之后,沿江东下。按归程本应直达荆南(江陵),然后陆发北上。可是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想到湖南观察使幕府一游,便在武昌停桡。然事终不谐,又只好返棹武昌。此诗即作于武昌,抒写宦途风波、政治失意及思归不得的忧愤。
首句赋而兼比。一方面实写自巴蜀买舟东下的情景,又以之比宦途的风浪险恶,说自己象一叶扁舟在风波中颠簸无靠。由儒家思想薰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其心态是达则兼济天下,扬眉吐气,很少想念家室;而当在外困顿失意、穷途末路之时,对家庭骨肉、亲情的温暖,又倍觉可贵。“万里风波一叶舟” 正是这种宦海苍茫、回归不得的心境下的喻象的外化,感慨深沉而出语自然浑成。二句写出了“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的矛盾心理。“初罢 ”,刚刚罢休、丢开。“夷犹”即“犹豫”。全句说才把忆归的心事丢开,决定在武昌稍事停留,一下子又犹豫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诗人对妻子一往情深,诗集中不少寄妻赠内诗流露出为仕为家不能两顾的矛盾和痛苦。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蕙兰蹊径失佳期”,即同一意绪。
三、四句承“忆归”,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下末句“思乡”。“碧江”指长江,用“碧”既为江水设色,又同四句“黄更”相对。“地没”一词,历来视为难解。《说文段注》“没老,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那么“地没”即“地尽”,指远处水天相接烟波微茫之处,极引游子眺远思归之情。“元”通“原 ”。这一联说,悠长的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宦海浮沉,只好在黄更矶边停了下来,矛盾的心境,抒写得曲折动人。
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暂时“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诗人滞留荆巴、一事无成,而怀想古人在荆巴的有成之士,亦思振起,庶不愧于古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思乡之情如此深切而竟中途停留的深层原因。埋茔阆中的张飞,当年在当阳长阪“据水断后,瞋目横矛”,何等英雄,虽然后来为部将所杀,总算是“冤魂报主”。西晋的王浚小字阿童,曾在荆门对过之西塞山燃炬烧融孙吴的千寻铁锁,建立了不朽功勋,其行义之高尚更如霜气之横贯秋空。《唐音癸签》卷二十四:“六朝人诗用‘镇’字,唐诗尤多……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故“镇横秋”即“常横秋”之意。七八句自警策:人生不能长此碌碌无为,一下“思乡”,一下“怀古”,这不是令己白头速老吗?七句“岂得”,反躬自问,末句申足前意,说明“无谓”的具体含义在“思乡”,在“怀古”:长期为这种感情所困忧,又怎么能振作精神于一番事业呢?由于七八句诗意的拗折,故感慨的最大张力在七句,百八句才显其沉著深厚。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