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

　　上阕写景，描绘出一幅有树有花，色彩鲜明的山野行军图。“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开篇交代作者已经离开临安向东阳出发。“扑面征尘”描写环境的恶劣，气候干燥，而且路途遥遥。“香篝”是古代的熏笼，“水沉”即沉香。笼里的香料已快烧完，暗指已经行路很久，也说明路途之遥远。同时，“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接下来的两句，词人描写周遭的景象。“山无重数周遭碧”是仿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所作。身边的山脉层层叠叠地排列。路旁的花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花，而只是一些山间野花，但是却盛放得分外妖娆。一个“碧”字，说明此时行军人是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里，而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格外娇艳绚丽。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词人置身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情一片大好。

　　下阕描写生活画面。“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行人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指穿着戎装的战士们，因为衣着威风，气势雄伟，所以容易辨别出来。士兵们伴随着一声声骏马的啼叫声前进着，飘扬的红旗已经越过小红桥。这三句写的是队列前进的情景。不难想见，此时作者是骑马走在队列的后面，所以才能清楚地看到行军的战士和队首“旌旗”的方位。与和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很像，不过两者表达的感情则是大不相同。辛弃疾的词表达他们一路前行的欣喜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欣赏，也有对目的地的畅想，而杜甫的诗则是描绘家人送入伍战士的场景，显得很凄凉。

　　“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在此之前，整首词一直呈现的是一种欢快的情调，可以感觉出作者很喜欢这次旅程。虽然辛弃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但写此词时，正是辛弃疾“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机会为国效命，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这个“愁”字应理解为他寻觅“相思句”构思过程中苦恼的“愁”。正因为这样，他只顾聚精会神地思索，不知不觉中才“摇断”了马鞭的“碧玉梢”，这抑或是用力过猛，抑或是打在什么东西上，写得极传神，极形象。正因为词人认真思考，所以才一味地摇着鞭子前行，以致“摇断吟鞭碧玉梢”，这一句也形象表达出词人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

　　全篇风格委婉，和作者一贯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描写的景物却是相当地清新自然，生机盎然。碧绿的青山，盛放的野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词的开头，以三个四字句“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真切地描写了金明池的优美景色——含露的鲜花池中显出清晰的倒影，烟霭笼罩的草地一直延伸到碧绿的池边，池水暖洋洋的。由“露花”、“烟芜”和“波暖”可知是春日温煦的早晨，而“倒影”、“蘸碧”和“灵沼”则点出了池水的清澈明净和广阔，这三句不仅写景如画，而且使人感到有一股春晨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充满着美感和活力，为全词奠定了明丽热烈的基调。“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这是苏轼的赞语（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见此词的开头何等地脍炙人口。

　　“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继续写池了景象——岸边垂柳飘拂的树上系有许多争奇斗丽的彩舟龙船，煞是好看。接着写金明池上的仙桥：“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东京梦华录》载：“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溱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池之中心。”词句所云，亦几乎写实，而又有文采，把仙桥凌波而起，雄跨池上，直通水殿的气势写活了。“绕金堤”四句，着重描写金明池上游乐场面。“曼衍鱼龙戏”，叙写上演的百戏花样繁多，变化莫测：“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突出乐部歌舞妓人罗绮成群，弹奏起急管繁弦、声腾云霄。这几句渲染金明池上花光满路，乐声喧空的繁华热闹景象，虽为实写，却也写得绘声绘影，历历目。上片结语说：“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是此前现实描写的升华葛洪《神仙传》记麻姑语云：“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词语本此。词人运用丰富想象而进入仙境，但见景色晴明，云气泛彩，好似海中的蓬莱仙山。

　　下片以“时见”二字突兀而起。“凤辇宸游”四句描写皇帝临幸金明池并赐宴群臣的景况。接着铺叙君臣观看龙舟竞渡夺标。词中“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两句，生动地再现了龙舟双桨飞举，奋力夺标的情形。这里笔法自然鲜活，词意显露，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罄欢娱”三句，极写宴会上群臣咏唱赞美天子的诗歌的盛况，带有一定的颂圣味道。

　　“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四句，由写皇帝临幸而转入叙士庶游赏情景。其中“各委”二句，化用曹植《洛神赋》之典，言游女各自争着以明珠为信物遗赠所欢，以翠鸟的羽毛作为自己的修饰，形容其游春情态十分传神。“相将归远”，相偕兴尽而散。这一层描叙，使词的意味更加浓郁，使词的铺陈更见深厚。“渐觉云海沈沈，洞天日晚。”以想象中的仙境结束下片：傍晚白云弥漫空际，广阔深邃，池上巍峨精巧的殿台楼阁渐渐笼罩一片昏暗的暮色之中，仿佛如同神仙所居的洞府，从而把汴京金明池上繁华景色的赞颂推到了顶点。

　　此词为篇幅达一百三十余字的慢词长调，作者十分注意篇章的组织安排，层次分明，结构严密。上片泛写池上景象，先叙金明池的水色风光，后写游乐的热闹景况。下片重点描绘赐宴和争标的场面，先写皇帝临幸情景，后叙士庶游赏情况。全词条理井然，眉目清晰。“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两句，不只写出了池边垂柳飘拂，彩舟争艳的美景，也为后面写“曼衍鱼龙戏”和“竞夺锦标霞烂”等作了伏笔。下片以仙境作结，和上片结尾写蓬莱神仙世界遥相呼应。

　　全词由晨景始，以晚景终，叙写了池上一天的游况，其间写景、叙事、抒情融于一炉，前后连贯，首尾照应，充分体现了柳词“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夏敬观《手评乐章集》）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