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