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首诗歌颂了山民们劳动的快乐和山乡民风的淳朴，语言和情调都酷似山歌。第一首诗可称作歌头，以呼唤努力劳动、实现美好愿望起兴。第二首诗写山民们杀鸡设宴，盛情邀集。第三首诗写山民们乘着酒兴自由快乐地劳动。第四首诗写山民们自发地互相合作。第五首诗可称作歌尾，表明诗人作诗是有感于这种劳动，是为山民们助兴的。整组诗语言朴素浅近，清新流畅。
五首诗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描绘了齐力垦畬的情景，表达了山民纯朴的愿望。山民们登上高山，伐树斩草，烧灰种地，互相劝勉，齐力向前，烟云火影笼罩山头，悠扬田歌回荡山间，组合成一幅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劳动图景，充满自信的语调中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
第二首叙写了一家畬田而四邻相助的淳美风习。
第三首抒发了劳动的欢乐和对自食其力生活的自得之情，表现的是诗人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推崇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第四首抒写了在团结互助、勤奋劳作中产生的自豪感。其中，前二句，以轻快的笔调描述了畬田中协力互耕、依次而进的特点，表现了山民的勤奋和愉快心情，朴素的诗句，道出一个深刻的哲理：团结互助，共同劳动，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
第五首描述了畬田时乐歌相和的欢乐景象，总结全篇。其中，第一句真切地刻画了劳动场景的欢快热烈。
整组诗仿效当地民歌格调写成的，极富民歌情味。朴素浅近的语言，悠扬欢畅的节律以及对风土习俗的生动描绘，交织成一幅诗意盎然的风情画，呈现出浓郁的民俗美。同时，诗人不是站在观赏者的角度作客观描述，而是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化为畬田劳动者的心声，用他们的口吻唱出，使整组诗更显得活泼自然，真切感人。
这首描绘了遭受蝗灾之年的农民生活，揭露了政治的黑暗，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诗的语言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事雕琢，选择了富有典型事例来描绘而获得很好的效果。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开头两句总写荒村，点明原因。农村倍受旱灾和蝗灾之苦，年复一年，没有收成，因而农民破产，农村凋敝，村落十分荒凉冷落。一个“甚”字，写出了荒凉的程度。这是明代广大农村的缩影。
颔联详写一家农户。这家农户的生活，老翁为了还债，年纪老了，还得去做雇工。佣工所得，只够还欠债的，可是官府还要催缴赋税。老翁只好忍痛将自己的幼子卖掉，用卖儿卖女所得的钱去缴纳官府的赋税。从此老翁一家骨肉分离。可以预见老翁的境况将会更加恶劣。
颈联继续写老翁贫困的生活。墙壁坍坏，风如同从屋里出来一样，屋梁倒塌，月光直照床上。这两句写得很形象。这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农户，但他是千百个农户的代表。这两联对“甚荒凉'，“苦旱蝗”作了具体形象的描绘。
尾联把“村落甚荒凉”的社会原因揭示出来了。地方官吏为了升官发财，不肯如实上报灾情，以减免一些租税。所以说“荒村”的直接造成者是地方官吏。
在诗人的笔下，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由于年年蝗灾，已经穷到无钱、无粮、无完屋的地步，荒凉由此可以想见，但地方官却因为担心影响了“政绩”，“不肯报灾荒”，直指官员的冷漠与自私。本诗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与冷漠，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全诗语言精练、结构谨严、形象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民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