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描绘春闺寂寞、春愁无奈的闺怨之作。
上片写主人公为年华易逝而伤怀，首句以时光开篇，颇具杀伤力，“锦样年华”说的是年华如锦缎一样绚烂，无限美好，却无奈流年似水，流逝得太快。只有忽然回忆起来，才体会到往昔青春的难能可贵，因岁月无情而落泪。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情绪哀婉细腻，柔情一缕，九转回肠，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多愁”、“多病”总是连在一起，词中拟她口吻的这个少女，显然也是多病而疏慵无绪的。因病后体虚，一梳头就总会掉头发，古代女子除相貌外最注重头发的修饰，未免对镜梳头也难以鼓起勇气。
词到下片转换视角，写借着女主人公眼睛看到的窗外的景象，这里“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构成对仗，却只觉得是处无聊，那如云的绿竹尽是怨念，飘扬的落花尽是愁绪。尤其是，风景年年不变，青春却一年年地耗过去了，心里便越发凄楚，徒剩无奈。末句描画词中女子怏怏地放下帘钩，想要把这些愁绪统统隔在窗外。这又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一再把愁思这种无色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从而表现出无奈和悲伤始终伴在少女周围。
全词以时间开端、结束，惜春伤怀的主题更加深化。点醒了对于青春易逝的警觉。清怨绵绵，几类“花间”语。
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 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该词专咏唐玄宗凄然念旧的情怀。上片以叙述笔法写安禄山反叛，进犯长安，唐玄宗携杨贵妃仓皇出京，贵妃身亡，云雨恩断；玄宗入蜀，归来无期。下片专咏玄宗在蜀中的凄婉怀旧之情。全词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含蓄蕴藉，情调凄然极具抒情色彩，韵味深长神情毕现。
上片写安禄山反，进犯长安。唐玄宗驾车携妃西逃，六军不发要挟玄宗赐死杨贵妃之事。
首句写安禄山反，进犯长安。犹白居易《长恨歌》“九重城阙烟尘生”意。次句写玄宗携同贵妃，车驾幸蜀，犹《长恨歌》“千乘万骑西南行”意。起两句用赋体，叙事简炼。“云雨”二句，分写贵妃和玄宗的命运。云散雨收，玄宗和贵妃的爱情生活也就结束了。语意比《长恨歌》“宛转蛾眉马前死”来得含蓄蕴藉，具有抒情色彩。“君王”句，故意设问，中有寓意。玄宗晚年昏庸，不接受张九龄等有远见的大臣劝谏，把军事大权交到野心勃勃的胡将安禄山手里，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玄宗逃到西蜀，命太子李亨监国。李亨擅自登基为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从此失去权力，受制于肃宗、张后。“何日归还”四字，微讽纤悲，既不满玄宗所为，复致惋伤之意。
下片写爱美人不爱江山误国的唐玄宗在蜀中的忧怨之情。
首二句“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写玄宗在蜀中的怨恨，可比之《长恨歌》的“蜀山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回首长安，山河阻隔，朝思暮忆，长恨无期。无论是在入蜀途中，在蜀地的行宫，还是在回京时候，经历千山万山，总是触景伤心，对已逝的妃子无限思念。两句语言精炼流畅，重复“恨”字“山”字，具有特殊的音乐美，展现出感人的诗的境界。试与曼声吟哦，自觉心魄摇曳。最后二句“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自弯弯”，是词人想象之辞，唐玄宗凄然念旧的神情毕现。该词说看到天边的初月弯弯便想起妃子的蛾眉了。两句融情入景，增添了哀怨的气氛。
此词语言简朴动人，情景相融一体，虽满篇哀怨之意，但却琅琅上口，精炼流畅、耐人回味。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