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这是一首情词,写词人心仪的一位女子。上片是回忆初见时的场景,下片是写近来女子的变化。全词对女子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女子当初嬉戏时的娇痴和风前散发的风情,以及近来见面时聚眉蹙额低头无语的神态,细微地揭示了女子心理和情感的变化,风格婉约、缠绵、多情。
这首词的第一句作者曾改动过。顾随先生说:“《苕华词》是静安先生后来改定,故多有歧异。虽间有不如人间词者,然泰半较胜。”而这首词恐怕属于改定后“不如人间词者”。在《人间词乙稿》中,这首词的开头是“弄梅骑竹嬉游日,门户初相识”。“弄梅骑竹”,是写两小无猜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结合下片的“近来瞥见都无语”来看,那是写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乐府《长干行》,述说了一个女子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羞涩寡语的少妇,再到为爱情而忠贞等待的思妇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王国维这首词开头就用了李白诗中“弄梅骑竹”的典故,可见他是有所借鉴的。
然而,词的传统与乐府诗的传统不同;同样写美女爱情的小词,用女子口吻和用男子口吻之间亦有微妙的区别。所以,王国维这首词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乐府诗本是“缘事而发”的民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因此文人在仿乐府诗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和写实的。而词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用来娱乐的作品。早期文人在写词的时候持一种游戏和消遣的态度,用浪漫的眼光去赞美眼前的美女并想象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在这些词中,以女子口吻所写的作品往往因其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产生一种超出爱情主题之外的“境界”。至于以男子口吻所写的作品,一类与诗相近,是以感情真挚取胜的;另一类并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是逢场作戏或者以种含有情欲的眼光去观察女子,未免“等而下之”。但这首词却不是以感情或境界取胜,而只是以语言的生动自然和人物描写的传神入微取胜。它看起来没有那样轻佻儇薄,只是因为“弄梅骑竹”令人联想到《长干行》中所写的那个“本色”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她使人产生更多的怜爱之意而不是风情之想。但“金鞭珠弹嬉春日”就不同了。“金鞭”和“珠弹”本来是唐代诗人描写豪奢少年的常用之词,加之南宋诗人陆游的《无题》有“金鞭珠弹忆春游”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那是陆游思念他在蜀中认识的一个妓女的。王国维用了这个出处,就使得后边的“娇痴”“散发”“凝脂”“工愁”都变成了一个冶游男子眼中美貌女子的风情作态,失去了“弄梅骑竹”造成的那份朴实本色的美的联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改动,或许是那个女孩子确有其人,作者以前可能对她有好感,因而写了这首词。但后来其人已嫁,为掩饰这段感情,作者故意改动,使它变成了与那个女子毫不相干的一首“花间”风格的“侧艳之词”。
这是苏轼题在李白画像上的一首诗。这类诗,旧称“像赞”,多应像主或其后人之请,说些颂扬的话。苏轼晚于李白三百多年,在丹元子所出示的李白像上主动题诗,这不是一般的“像赞”,而是诗人在抒发对这位伟大前辈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前人说苏轼诗“用事博”,这首诗运用典故和比喻,在十四句诗中就把十分复杂的“并庄、屈为心,合儒、仙、侠为气”的李白精神面貌表达得明朗而丰满。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两句异峰突起,写出了李白的高尚形象。“天人”是用邯郸淳赞扬曹植的话(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整句是说古来多少才俊之士都已湮没。这里用“天人几何同一沤”来反衬李白的声名永垂。下句从“谪仙”翻出新意,显出李白的卓立不凡。
《新唐书·李白传》载,贺知章读了李白的文章,对他赞叹说:“子,谪仙人也!”后人因称李白为谪仙。但苏轼对此犹不满意,谪降人间,终是凡人,所以翻案说“谪仙非谪乃其游”:人间的李白并非神仙谪降,而是神仙出游。这个美妙的想象和赞誉,比贺知章的“谪仙人”高出一头,李白既不是谪仙,更不是天人,而是远远地超乎两者之上的到处遨游的神仙,因此第三句说“麾斥八极隘九州”。“挥斥八极”,语出《庄子·外篇·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这是说李白遨游天地,放纵八极,那个八极之内的小小的九州在他眼里就显得十分狭窄了。
“化为”两句,用韩愈《双鸟诗》意,又生发出一个奇特的想象。苏轼借此把同时的李白和杜甫喻为天外飞来的双鸟,把他们不朽的诗歌喻为“一鸣一止三千秋”意思是,不知要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李白、一个杜甫。
李白并不是遨游八极的神仙、天外飞来的神鸟。“麾斥八极隘九州”,只是从空间上比喻李白精神境界的阔大;“一鸣一止三千秋”,也只是从时间上比喻李白诗才的难遇。这些比喻想象,虚而又玄,但恢廓宏远,其“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正是从宏观上为李白立照传神。如此运笔,也是在为下文作铺垫。
“开元”两句是说:遨游的神仙,天外的神鸟,只因见到人间有个开元盛世,才来此稍事勾留;想笼络他多留些时日尚且不可,他难道还肯去乞求什么吗?这么一转,总收以上恢宏的幻境;而李白来到人间,也是王朝的瑞气,国家之大幸,不可以世俗之眼来看待他。全诗十四句,前七句用幻境写李白的精神境界,到此收住。
后七句则着重写李白的蔑视权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十四句句句用韵,韵随意转,七句换韵,音节颇有特色,这在古体诗中是少见的章法。因此,它曾被人错误地从换韵处割裂为两首诗。
后段以“西望”两句领起,是承前而来。两句本指秦、蜀之间,只有鸟道可通,人难逾越。苏轼化此两句为“西望太白横峨岷”,又引出下句“眼高四海空无人”,是说李白眼高绝顶,雄视四海。
“大儿”句是说李白视天下无人,只和郭子仪、司马子微两人交好。句中的“大儿”、“小儿”,本是东汉末年祢衡的话。这里借来安在李白名下,显得口气很大。这四句连写李白的高视无人,因前七句已铺垫丰厚,所以平平道来,自然熨贴。但它又是在为下文蓄势,警策、高峰都在下两句。
势足气壮,奇峰崛起:“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曾先后被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和骠骑大将军,称高力士为“将军”,以显其权势之盛。相传李白在宫中陪玄宗饮酒,醉后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从此怀恨,于是中伤李白。这两句承前而起,托李白的口气说话。这时的李白已不止是一般地轻视高将军,而是声色俱厉、痛加呵斥了。这充分表现了李白对权贵的蔑视,也表现了苏轼对权贵的蔑视。人称李白为“谪仙”,称苏轼为“坡仙”,论气质,论诗,苏轼都最接近李白,苏轼也自认为最理解李白。所以最后一句,是诗人向死去三百年的李白通话。
这首诗中赞颂了李白不同凡响的器质、与杜甫的深挚友谊和名垂千古的艺术成就;赞颂了李白不受名利羁绊和傲岸清介、不可一世的精神面貌。更称扬他能慧眼识拔英雄于危难之中,以及视权贵如粪土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