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前半首塑造了一个眉清目秀、心地善良、善为乐声的年轻女子形象。
后半首写了一只离群的鸟，它在黄昏投宿在水中的沙洲，它伸长了脖子，鼓动着翅膀，在那里悲哀地叫着。听到它的叫声，我深情地回头望着它，它激起了我心中的忧愁啊。嗐，我亲爱的人儿，它的叫声让我想起了你，让我如何忘怀？这忧愁啊，紧紧缠绕在我心中。
有人评析说这前后是两首诗。这种意见不可取，因为前半首只是描绘了一个女子的形象，而没有表明描绘这个形象的用意何在。这首诗的问题在于前后半首之间缺少语意的链接，使其看起来如断开的两首。只有最后两句才把前后半首连接在了一起。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这首诗起句交代诗人昼眠的原因。在“百忙之际”，摆脱世务，“偷得浮生半日闲”，使朋友感到惊诧不已。虽然诗人没有进一步交代导致自己闲暇的原因，但他如果身居朝廷要职，是不会如此的。个中隐约透出了他仕途不得意的心情。
“春入四支浓似酒”写昼眠前的感觉。在暖融融的阳春季节，人会感到手脚软绵绵的，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用“入”字来形容春意沁人肺腑，十分妥贴。“风吹孤梦乱如云”，是回忆昼眠中的情景。“孤梦”，说明这一觉睡得香甜安稳，连梦都被春风吹乱，如天上飘浮的白云，理不出头绪。其实，从作者这种连梦境都不愿如实透露的写法中，可以见出他深埋在心底的某种苦衷的端倪。
颈联是叙事。“诸生”指集贤院的学生，他们趁着大好春光正在朗朗读书。而作者自有定力，在弦诵声中照样能集中心思，不废勤读。他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及第后，经吕公著推荐才得到这个小官职的，对这个不能尽其才的职位虽有所不满，但仍忠于职守，有时还可忙里偷闲。
最后两句写作者昼眠后的情景。打个呵欠，伸伸懒腰，掀帘下阶，徐步出门。这才发现天色已近傍晚，风儿正吹着落花，满院飘洒。昼眠后的诗人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这黄昏时节的景色，表面上悠闲自在。实则从诗人对“自纷纷”的落花描写中，可以体会到他无可奈何的情绪。花开花落，只能顺应节气，任其自然；人的升降荣辱，亦命中注定，不必强求，应泰然处之。这种对人生的态度不算是积极的，但作者也只能如此了。
这首诗虽是作者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但层次分明，言简意深，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是一个忙里偷闲、闹中求静有生活情趣之人，也反映出作者以为屈才的不满情绪。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