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马诗，诗人借骢马的伏枥境遇、雄姿才力以及立功心愿，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和自己的才能襟怀，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此诗分四段，每段四句。起四句为第一段，叙写骢马立功西域；“功成”四句为第二段，写骢马的性格；“腕促”四句为第三段，写骢马的骨相才气；末四句为第四段，写骢马的志愿。全诗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借物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段写骢马的来历。“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高仙芝是安西都护，他的毛色青白相间的骢马，随着主人东至长安，名声与身价也随之骤增。“此马临阵”二句，补叙骢马曾在边地立过战功，它虽是牲畜 ，却有人的感情。一心助主人建立大功。“与人一心成大功”句，深受清代诗歌批评家沈德潜激赏，可见它们都是杜甫颂马德的名句。
次段“功成惠养”四句，描写骢马的性格。这一段诗意紧承上文，从前，骢马立功西域，如今，随主人入朝，受着恩惠被豢养在厩里。“飘飘远自流沙至”，意思是说骢马从遥远的沙漠地区来到这里。此句照应上文，与“来向东”同意，仍然是叙述骢马的来历。继而，诗人借用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意，称誉骢马的品格。老骥伏枥，尚且有千里之志，何况骢马并没有衰老 ，“雄姿”尚在，“猛气”犹存，因而，它不甘心接受伏枥豢养的恩惠，时刻不忘建功沙场。诗意透进一层，骏马的品格表现得极为鲜明。
“腕促蹄高”四句，概述骢马的骨相形貌，二句写腕蹄，二句写身躯。“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据《相马经》载，良马腕须短促，促则力健；蹄须高厚，蹄高则坚硬。正因为腕促蹄高，踏地如铁，所以几次蹴踏，就使层积的交河冰破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五花，骢马毛色，散在各处，如满身云锦。这匹骢马是汗血马，奔驰万里，才能见到身上汗流如血。这两句已从马的形貌写到马的材力，与末段诗意紧相衔接。
末段四句写马的才力和志向。“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电掣倾城知”，二句承上文诗意，继续写出马的才力。因为它雄俊绝伦，京都“壮年”都不敢骑乘它，骑术高超的人驾御它，风驰电掣地在城里奔跑，全城的人都知道它是一匹良马。“青丝络头”二句，照应“雄姿未受伏枥恩”，写出骢马向往西域战场，诗人代马言志，是说带上青丝络头，老死在槽枥间，这并非它的志向，它要冲出横门道，重新驰骋于西域战场上。横门道是去西域的必经之道，出横门道，意谓欲驰驱于战场。以感慨的语调结束全篇，更能点明全诗的题旨。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结构独到。杜甫的歌行，纵横跌宕，富于变化。此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在结构上，颇见诗人的匠心。他并没有走从马的形貌写到它的品性、志向这种艺术构思的老路，就题落笔，从高都护回朝，写到骢马的来历，第一段叙骢马立功西域，第二段接写它因功成而受到惠养，第三段写马的骨相形貌，与第二段“雄姿 ”、“猛气”相吻合，又为第四段写马的才力和志向作铺垫。可以说，这样安排，不但层次清楚，而且很注重前后的关联，达到了更好“寓情于物”的审美效果。诗人将马的来历、形貌、品性、志向融合起来描写，分插各段中，其结构方法适应了连接联想的构思特征。
其次，前后照应。诗歌十六句，共四段。诗人在段与段之间，前后衔接紧凑，前后相互照应，情感线索蕴含其中，筋脉联络，如走月流云，使马的形象生动，也有利于表现思想情感。
再次，咏物特点。作为咏物诗，此诗摹写骢马的形貌、才力、品格、志向，句句写马，体贴入微，颇得其神理。诗人借着骢马的伏枥境遇，比喻自己困守长安的遭际；借着骢马的雄姿才力，喻写自己的才能襟怀；借着骢马的立功心愿，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杜甫确是一位“未受伏枥恩”、“犹思战场利”的、不懈地追求理想的诗人。可以说，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在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讲究韵律。这首诗的前三段，各押一韵（一、平声东韵；二 、去声寘韵；三、入声屑韵），唯独末段却是二句押一韵，“骑”、“知”，押平声支韵，“老”、“道”，押上声皓韵。沈德潜对此诗结句的用韵评价甚高。
这是一首景抒情短诗，全诗动中有静，移步换景，通过临溪弄石、绕寺寻花、聆听鸟鸣和流水声描绘出了遗爱寺的盎然生机，勾勒出遗爱寺优美动人的风景，通过“弄”、“寻”、“行”等动作描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这两句是说是说诗人在小溪边玩赏那些奇形怪状的溪石，微风吹来花香扑鼻沁人心脾。诗人四处张望却不知花在何处，于是诗人绕寺而行，一路上漫步寻花。
“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这里山光水色无限美好。小鸟的啾啾声十分动听，溪水汩汩流淌不绝于耳。这一切，让诗人感到心旷神怡。
这首写景抒情的短诗，诗人将石、溪、花、鸟、泉等多种自然景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清新秀丽、生机勃勃的图画，勾勒出遗爱寺令人神往的风景，又通过“弄”“寻”“行”等细致的动作描写刻画，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之情。诗歌两联虽然皆为对仗，但由于诗人善于运用动词，并在第二联中，及时变换句式结构，因而使得诗歌既具有整饬之美，同时又充溢着一种流动的、活泼的诗意。生动地表现了遗爱寺周围生机盎然，清幽雅致的环境气氛。抒发了作者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