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所要着重表现的是诗人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诗的前四句借艰苦的塞外行役生活写自己的愁绪。诗的首句点明诗人所置身的地点是银山碛口。这个地点最突出的特征是风似箭。次句点明诗人行路的时间是一个边塞的月夜。这两句勾划出边地特异的景物: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月色皎洁。这是一个很能触动作者的行役之叹、故乡之思的环境,“愁”,首先由此而来,“愁泪”,首先因此而落。“双双”,可见“愁泪”的不可遏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狂风又卷着沙尘扑到诗人脸上。“飒飒胡沙迸人面”这句表面看似写“沙”,而实际是承第一句写“风”。“迸”,是个极有力的字眼,它反映着沙的力度,而实际上反映着风的力度,使“风似箭”更为具体化。“飒飒”,写出了夜风的凛冽,衬托着夜色的肃杀,也烘托了诗人的愁绪。由“风”写到“月”,写到“泪”,而又写到风,这种回环的写法,把边地易变的天气,狂暴的烈风表现得十分突出。艰苦的戎马生活场景从而展现出来。
诗的后两句格调为之一转。面对如此艰难环境,诗人没有畏怯,他是以英雄男儿自命的。“终日守笔砚”固然可以免受风沙折磨之苦,但那不符合诗人的理想和豪情。“丈夫三十未富贵”中有自愧和自叹,是上文“愁泪”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则是自励和自勉,从而引出末句的豪言壮语:“安能终日守笔砚”,用一句反问作结,十分省力,表现出立功异域,封侯万里的强烈愿望。不难看出,诗人虽然经历了长途艰苦跋涉,但仍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全诗前四句写异地风物和诗人愁绪,全从外部形象着手,而后两句则直抒内心,笔法先抑后扬,以慷溉激昂情调结束全诗。全诗风格俊爽豪迈,粗笔挥洒,语言朴素自然,似脱口而出。
这是一首抒发伤春情怀的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词人抒发伤春之情,并非因先睹物而引致伤感,而是深处闺中,即敏锐地感悟到大自然细微的变化,由此引起情感变化。“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词人由风住,即断定“帘外”定然是落花遍地,红白堆积。表现了词人的敏感与对美好事物的关注之情。唐孟浩然《春晓》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韩偓《懒起》诗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倒卧卷帘看。”这两位诗人对风雨后花的状况均无所知,虽有怜花之意,但毕竟不如李清照。当然,李清照对落花给予极大关注,在其潜意识中,多少带有以之自况的成分。首二句虽为状物,但伤感之情已隐然可感。“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次二句,词人的回忆闸门被打开,但对往事的具体内容却避而不谈,只是说此时海棠花落之时,亦是自己伤春时节。“长记”,即常记,说明以往的“伤心时节”之事,常萦绕于心。此外,词人在诸多花卉中,对海棠情有独钟,这或许是海棠有“花中神仙”之美称,以及如霞似雪般的秾丽娇娆,尤其是其高贵优雅之美,与词人个性颇为近似。词人的《如梦令》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表达了对海棠的钟爱,其抒情方式与此词上片也相似。
上片侧重由景生情,为落花而慨叹,而伤春。下片则自然过渡到对闺门独处、孤寂苦闷生活的描绘。“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词人在这里并没有直言其如何的孤寂,愁苦,而是通过四个极富象征意味的物体刻画酒阑、歌罢、空的酒杯以及忽明忽暗的油灯,整个画面幽暗、凄清、空冷。试想,一个闺中思妇置身于如此环境中,其心情该是怎样的凄怆孤寂,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白日词人是惜花伤时,夜晚则借酒浇愁愁更愁,想在梦中得到一丝慰藉,然而梦中的情景,依旧使梦魂幽怨哀愁。醒来之时,听到窗外凄厉的“啼鴂”声,更增添了悲怆的情感。因为“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屈原《离骚》),春已逝去,百花也已凋落殆尽。
这首词抒写的是伤春凄苦之情,但词人并没有正面来抒写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室内外景物的刻画,把自己的凄情浓愁寄寓其中,因而全词读来,更感其情深沉、凝重。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这首诗的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颔联引用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颈联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思念的信息;尾联接颈联而写,在视觉上为作者传达思念的信息。此诗只有首联实写杨柳,其余皆用比、用兴,曲尽其妙。
此诗首联以杨柳的形、色及与风的关系起兴,为其“千条”“丝”的主旨作了基本确定。颔联引用了“静婉”“娇娆”两则典故人物,以歌、舞的形式表现了独自相思时采用的方式。联间头文字“香”影”体现了其生理特征。
如果说前两联表现为自娱自乐的“思”。自颈联始,以听觉为出发点,采取传声的方法传达信息。具体用吹奏羌笛和流莺“百啭”,呼唤“最高枝”。作为对高官比喻,除了皇上只有一人之下万之上的宰相才算得上“最高枝”。除此外,还要委托众宫九街上的如雪柳絮,越过宫墙,在视觉上为他们传达思念的信息。
综上,此诗正如沈约词《江南弄·阳春曲》所描述:“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故后两联发起的行为就是为了使致“思”的对象知。如此“思”才能落到实处,从而获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