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候鸟迁徙的习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雁每年冬天都要从北飞到南，春天又从南飞到北。代代如此，毫无变更。这种因历史文化地理因素产生的生态平衡现象，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题材。李白的这首《鸣雁行》就是借写胡雁迁徙的艰辛，抒发对“暗箭”的畏恐心理。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开头三句写北雁辞别故乡南来。雁鸣中天，划空而过，似乎是为了逃离某种灾难或留恋故乡而悲鸣，它们从燕山一带南下，一直不曾停留。雁鸣声在历代诗人笔下往往带有凄厉的伤感色彩如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昨发委羽朝度关”一句写雁南徙的速度之快，显示大雁对季节变化的敏感，也写出人通过对候鸟的观察从而感受春秋代序。
据说雁在长途跋涉时为了防范人的弋射，便口衔芦苇，令箭不得截其翼，所以成群结队“一一衔芦枝”。《古今注》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箭射不到，所以不怕被射杀。但是到南方后，气候的温润，物产丰饶，换过羽毛后便增加了体重，到了要回到北方时，体肥不能高飞，怕被人捕获，经常口衔芦苇数寸，以防被射中。“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两句概括了南来北往的雁阵的这一特殊求生现象。虽然这体现出雁群防御的本能，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捕射者看来的确微不足道。这就更显出大雁被射杀的命运不可避免，以及诗人的担忧。
接写南飞的大雁寄居之处：“客居烟波寄湘吴。”江南地区以湘、吴最为平沃，潇湘洞庭又常作为江南鱼米之乡和古代诗词描绘诗人理想去处的代名词，因为那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而此处的“客居”又带有李白的生活经历。李白遭谗言，愤而离开玄宗，又因参加永王李璘的西征而被流放，许多忧愤无处申说，而在这种境地里，历尽艰辛的大雁的形象又分明寄寓了诗人的感情了。尽管是局部的寒冷气候，“凌霜触雪”也足以让这些南来之禽“毛体枯”了。“凌霜触雪”表明环境的严酷，大雁为了生存，需要觅食出行，但终因内外环境的险恶而需付出重大代价，还要经常处在一种担心被捕杀的害怕状态之中，所谓“畏逢矰缴惊相呼”。这句大意说，大雁经常互相以鸣叫声来招呼同伴，好象这种方法可以躲过被射杀的厄运似的，但实际上却是完全不由自主。一“惊”字，生动地写出大雁惶惑恐惧之情状。
诗人设想，在这种情形中，只要听到有弓弦的声音，大雁便会从空坠落。“闻弦虚坠良可吁”，是说这种境遇的危险，生命的毫无保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因此诗人愤而责问：“君更弹射何为乎？”或许它们还在充当信使，为远方的人们传递信息哩，为什么要对这种毫不妨碍人类生存的义禽动杀机？这里流露出诗人的不平和愤激。
鲍照的《鸣雁行》叹雁之辛苦霜雪，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竞争生存而付出重大代价，李白则在本诗中感叹雁之无辜遭弹射；增加了人为的险恶环境。不难看出，写雁的遭遇正是为自己的逢难寓感。这一用意，明代的胡震亨早已指出。明代文徵明有《鹧鸪天·秋雁》词，其中“江湖满地皆矰缴，何处西风有稻梁。”也是借大雁随时都有罹难的危险，表达封建社会文人的忧患心态，可以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或者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就如雪中雁，随时都有遭射杀的危险，所以鸿雁传书的义举、迁徙的悲鸣与艰辛等情形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出的观感就更真切感人。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
这首诗是写采玉民工的艰苦劳动和痛苦心情。首句重叠“采玉”二字，表示采了又采，没完没了地采。头两句是说民工不断地采玉，不过是雕琢成贵妇的首饰，徒然为她们增添一点美色而已。“徒”字表明了诗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既叹惜人力的徒劳，又批评统治阶级的骄奢，一语双关，很有分量。
从第三句开始专写一个采玉的老汉，忍受着饥寒之苦，下溪水采玉，日复一日，就连蓝溪里的龙也被骚扰得不堪其苦，蓝溪的水气也浑浊不清了。“龙为愁”和“水气无清白”都是衬托“老夫饥寒”的，连水中的龙都已经这样了，人就更不用说了。
下面两句就“饥寒”二字作进一步的描写：夜雨之中留宿山头，采玉人的寒冷可想而知；以榛子充饥，采玉人的饥饿可想而知。“夜雨冈头食蓁子”这一句把老夫的悲惨境遇像图画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杜鹃口血老夫泪”，是用杜鹃啼血来衬托和比喻老夫泪，充分表现了老夫内心的凄苦。
七、八句写采玉的民夫经常死在溪水里，好像溪水厌恶生人，必定要致之死地。而那些惨死的民夫，千年后也消不掉对溪水的怨恨。“恨溪水”三字意味深长。这种写法很委婉，对官府的恨含蓄在字里行间。
接下来作者描绘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山崖间，柏林里，风雨如啸；泉水从山崖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条小瀑布，采玉人身系长绳，从断崖绝壁上悬身入水，只见那绳子在狂风暴雨中摇曳着、摆动着。就在这生命攸关的一刹那，采玉老汉看到古台石级上的悬肠草，这种草又叫思子蔓，不禁使他想起了寒村茅屋中娇弱的儿女，他自己一旦丧命，那他的儿女就将很难为生了。
早于李贺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采玉行》，也是取材于蓝溪采玉的民工生活，诗是这样的：“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对比之下，李贺此篇立意更深，用笔也更锋利，特别是对老夫的心理有很细致的刻画。
《老夫采玉歌》是李贺少数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之一。它既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又富有浪漫主义的奇想。如“龙为愁”“杜鹃口血”，是奇特的艺术联想。“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二句，更是超越常情的想象。这些诗句渲染了浓郁的感情色彩，增添了诗的浪漫情趣，体现了李贺特有的瑰奇艳丽的风格。
从结构上说，诗一开头就揭露统治阶级强征民工采玉，是为了“琢作步摇徒好色”，语含讥刺。接着写老夫采玉的艰辛，最后写暴风雨中生命危殆的瞬间，他思念儿女的愁苦心情，把诗情推向高潮。这种写法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颇见李贺不同凡响的艺术匠心。